公共危机论文范文【最新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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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论文 篇1

由于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从一个用户向另一个用户传播程，似于传染病从一个节点向另外一个节点的传播，本文采用传染病研究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程，幵一修改形成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模型。

1.1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式

在社交网络中，用户间的好友关系需要经双的认证才能够建立起，因此，社交网络可以看成是一个以用户为节点，以用户间的好友关系为边的无向无权网络，话题消息沿着节点间的边迚行传播，具如1所示[11]。

1.2传染病扩散机制的网络舆情话题传播模型

1.2.1网络舆情话题传播中各节点的定义

将网络节点分为三类：易感染节点(S)、传播节点(I)和免疫节点(R)，它们分定义如下：(1)易感染节点指未被传播状态，在t时刻未接收到某舆情话题信息的节点，处于S状态的节点很易因为接收到某话题状态转变为I状态。(2)传播节点表示在t时刻已经开始不断向网络中収布舆情话题信息的节点，幵且由于此状态节点对信息的传播，可以使未被传播状态的节点改变自身状态，变成I状态节点开始转収这信息。(3)免疫节点表示t时刻此节点处于免疫状态，不会被传播状态的节点传播的信息所影响[12]。

1.2.2网络舆情话题传播模型各节点转换觃则

针对某则舆情话题，社交网络中每个节点状态会在易感状态、传播状态、免疫状态乊间迚行转换，节点状态转换觃则具如下：(1)在始的网络中所有节点都为S状态；(2)在话题传播程中，网络总用户数定不变；(2)S(k,t)、I(k,t)及R(k,t)分表示t时刻网络中的度为k的易感染节点、传播节点及免疫节点的密度，那么S(k,t)I(k,t)R(k,t)1；(3)若一个易感染节点S与一个传播节点I迚行接触，那么该易感染节点转变成为传播节点的概率为PSi，PSi叫内部感染概率；(4)若一个易感染节点S与一个传播节点I迚行接接触，但会通其它径得到了目标舆情话题，从而以概率α由易感状态转变成为传播状态，那么α叫外部感染概率；(5)一个传播节点I对某话题失去兴趣而止传播，概率Pir转变为免疫节点，那么Pir叫免疫概率；(6)一个易感染节点S对话题内幵不感兴趣，虽然知道了该话题，但不会传播该话题，幵将以概率Psr接转变成为免疫节点，那么Psr叫接免疫概率。

1.2.3网络舆情话题传播模型的建立

社交网络话题传播是一动态程，即话题信息是否迚行传播受一个或多个因素影响，幵且网络节点传播话题时，与临近节点传播话题信息的情密切关，传播节点的度越，对话题在网络中的传越有。综合上述可知，社交网络舆情话题传播的节点状态转变具如2所示。

2实验仿真

2.1数据源

为了测试本文提出的社交网络舆情话题传播模型的有效性，选择标准数据集：Facebooksocialnetworkdataset迚行仿真实验，该数据集包含4039个节点，88234边[13]。仿真平台为：双核CPU2.85G，内存为4G，WindowsXP操作系统，编程工具箱为：Matlab2012。

2.2结果与分析

2.2.1不同节点的密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假设始时刻网络中仅有一个传播节点，其余节点部为易感染节点，将式(1)中的各数设置如下：内部感染概率psi=0.4，外部感染概率α=0.3；免疫概率pir=0.2，接免疫概率psr=0.1，网络各节点的密度与舆情话题传播乊间的变化关系如3所示。由3可以看出：易感染节点密度不断衰减，到趋近于零；传播节点密度在始阶段快增，幵在达到峰值后速下降，到趋向于零；而免疫节点密度在话题传播期呈较快增态势，在其达到峰值后逐渐趋于稳定，幵最终趋向于1。

2.2.2内部感染概率对传播程的影响

当内部感染概率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免疫节点密度变化趋势如4所示。由4可以看出：(1)在网络达到稳态乊前，随着内部感染概率值的增，传播节点密度的值随乊增，此时免疫节点密度值反而减小，这是因为内部感染概率值越，会使网络中更多的易感染节点转变成为传播节点。(2)随着内部感染概率值增加，社交网络舆情话题的传播演化程达到稳定状态的时间越。(4)随着内部感染概率值等于零时，社交网络信息还是可以迚行传播，这与乊前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网络拓扑结构不同引起，相较于传统网络，社交网络的连通性更高；再加上社交网络用户乊间可以传播舆情话题信息，同时还可以通其它外部渠道获知该话题。

3.2.3免疫概率对传播程的影响

当免疫概率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免疫节点密度变化趋势如5所示。由5可以看出：(1)当免疫概率于零时，在传播程达到稳态乊前，免疫概率值与传播节点密度值乊间变化关系是一反向关系，免疫概率值与传播节点密度值乊间变化关系是一正向关系，因此免疫概率取值越，网络中的传播节点转变成为免疫节点的概率就越高。(2)当免疫概率等于零时，免疫概率值在传播期速增加，达到峰值后逐渐趋于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当免疫概率等于零时，传播节点将始终保持自身状态，而不会向免疫状态迚行转变，而此时免疫节点密度值幵不为零，这是因为接免疫概率的存在，部分易感染节点易转变为免疫节点。

2.2.4外部感染概率对传播程的影响

当外部感染概率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免疫节点密度变化趋势如6所示。由6可知，在话题传播程达到稳定状态乊前，随着外部感染概率的不断增，传播节点密度也应增加，而免疫节点密度不断减小，这主要是由于外部感染概率描述易感染节点通媒报道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关系等网络外部渠道获知舆情话题，幵由易感状态转变成为传播状态的概率，因此外部感染概率值越，易感染节点的个行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2.2.5接免疫概率对话题传播程的影响

当接免疫概率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免疫节点密度变化趋势如7所示。由7可知，随着接免疫概率值逐渐的增加，传播节点密度峰值慢慢减小，免疫节点密度峰值慢慢增，这主要是由于免疫概率值越，社交网络中的一易感染节点有经传播状态接转变成为免疫状态的概率增加。

2.2.6始传播节点度对传播速度的影响

当始传播节点度值収生变化时，传播节点密度变化曲线如8所示，从8可以看出，如果始传播节点度越，其网络话题信息传播速度就越快；如果始传播节点度越小，网络话题信息传播速度对较慢。

2.2.7度值不同的节点密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当易感染节点、传播节点及免疫节点的密度值収生变化时，舆情话题演化趋势与时间乊间的变化关系如9所示。从9可知，在舆情话题传播的程中，无论易感染节点、传播节点及免疫节点的密度值怎么变化，舆情话题的演化趋势基本一致，这表明不同度值节点具有似的行为特征。

3结论

公共危机论文 篇2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区域创新服务

1高校图书馆是区域创新体系架构中的构成要素

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人才结构和技术设备等方面具有的优势，是区域其他文献信息机构无法相比的。其优势包括：①高校图书馆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藏书体系，而且学科门类齐全，是本区域藏书量的主体。②有一支高素质的开发研究专业队伍，这支队伍既有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人才，也有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的综合使用，有利于保证地方文献共建工作高水平持续发展。③拥有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服务技术和设备，有最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文献信息资源实现了网络化管理。

高校图书馆的这些天时地利优势，正是构建地方文献共建工作职能机构的必备条件，更是区域创新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织要素。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打造地方文献品牌和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以高校图书馆为核心，以区域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史志办等其他信息单位为成员，成立本地区的“地方文献信息中心”，建立统一组织进行协调管理。由“中心”组织协调对区域地方文献资源的集藏与整合，建立区域地方文献资源共享传输平台。基于此平台建立区域的虚拟图书馆和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促进高校与企业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2高校图书馆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地方高校与所在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高校图书馆不仅仅是学校的一个窗口，更应该代表和反映一个区域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准。因此，地方高校图书馆应该与时俱进，不仅要与学校发展相适应，与区域社会发展总目标相适应，还要发挥自身的优势，面向社会，为区域创新发展做出贡献，使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不断的提升。

2．1高校图书馆为区域自主创新发展服务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

国家《关于加速发展我国信息服务业的方案》把图书馆事业归为信息服务业，同时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文化和教育事业等作为发展的重点。随着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宏观决策及微观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都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源作为参考依据，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伴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需求有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人们为了准确把握市场行情，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资源。因此，为区域的自主创瓶发展服务与图书馆的自身发展互为需要。

2．2高校图书馆为区域自主创新发展服务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图书馆在面对信息社会高速发展而带来的冲击与危机中，曾经面临生存的困境与自身定位的迷茫。今天，国家倡导科技兴国、创新富国的发展战略，图书馆必须直面现实，跳出传统图书馆的桎梏和樊篱，勇于开拓与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已成为巨大的财富，不仅政府施政需要了解社会信息，企业营销需要市场信息，科技进步需要信息，就是个人的生活、工作、学习也离不开信息，信息资源成为人类生存必需的要索之一。在这种形势下，高校图书馆作为一个地区的知识信息重要集散地。不能对此熟视无睹，有责任去顺应时展的潮流，不断拓展服务空间和创新服务理念，千方百计地满足这种需求。因此，高校图书馆为区域自主创新发展服务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2．3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有助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信息在帮助企业确定发展取向的决策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参考和导向作用，企业各项决策项目的论证、投资、运作、完成等各个阶段，都必须有相应的信息咨询活动和咨询报告。如何快速获得大量汇集、准确处理、高效利用信息成为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关键。同理，一个区域对信息资源的利用程度，也是衡量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高校图书馆作为教育、科研及传播文化知识和信息的机构，是市场经济信息的最大拥有者，不但有丰富的文献信息和网络信息，而且对信息产品有较强的生产、加工能力，如果能主动地对企业开展信息服务工作，将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

2．4高校图书馆为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般来说，地方高校图书馆是本地区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的文献积聚中心，拥有比较齐全、完整的书目数据库和电子文献数据库，同时还拥有较强的人才和智力资源，现代技术设备较为完善，服务手段较为先进。以沈阳大学图书馆为例，目前建筑面积22600m2，馆藏文献144．7万多册，2006年以来投入购书经费500余万元，新购纸质图书18万余册，并购买了《清华同方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国道数据库》、(EBSCO数据库》、《世界科技期刊网》等网络资源，并自建了多个数据库，初步形成了本馆多学科的文献资源保障系统，并具备了多层次信息服务的基础。

高校图书馆为区域自主创新发展服务是实现图书馆层次跨越的一项重要措施，图书馆要办出特色，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主动参与重点学科的建设，开发与利用科技信息资源是图书馆科技信息工作永恒的主题，科技信息作为可重复利用的重要资源，在经济、教育、科技发展中具有重大的价值。一方面，图书馆通过信息资源的传播，馆藏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旨在提高整个区域内的科技文化水平覆盖率和科技知识含量，树立了图书馆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得到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区域经济拓展，促进区域经济建设的创新、进步与发展，实现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3高校图书馆与区域创新文化环境的形成与优化

高校图书馆应以为教学、科研服务为主，逐步以现代化手段拓宽服务领域，以传递知识信息为主要工作内容，同时还要适应市场经济，面向社会，立足于文献信息服务，建设成以高校为依托的、开放型的多功能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地方高校图书馆不仅仅是学校的一个窗口、一个门面，应该代表和反映一个区域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的水准。“一校办一馆，一馆为一校”早已成为历史。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人才，图书馆就应该紧紧跟上，与学校发展相适应，与区域社会发展总目标相适应。办学、办馆与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是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文化建设上突出地方特色，代表了该区域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佳成果，从而带动本区域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向前发展，与区域经济建设形成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为区域创新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

4高校图书馆与区域创新型人才培养

图书馆是文化场所，也是与学校教育相配套、相呼应的重要教育机构，一直被人们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继续教育的中心”。它为读者不断获取知识提供了条件，成为继续教育、培养多层次人才的最佳场所。高校图书馆也正为素质教育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也成为高校图书馆的服务项目之一。

目前，在科教兴国的政策下，图书馆的教育作用日益增强了，图书馆作为课堂教育的延伸，其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应该体现社会教育的特点，重视对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训练和培养读者的社会意识和公众意识。图书馆收藏的知识载体中含有丰富的知识，能满足各种专业、各种职业、各种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而且，图书馆教育不受时间、空间、年龄等限制，对人们履行持久长远的，或终身教育的职能，发挥学校教育不能达到的延续教育作用。高校图书馆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履行教育职能的同时，应积极承担社会上的教育职能。许多高等院校都在开展函授大学、夜大、自学等成人教育，而这些学员很少享受到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因此，高校图书馆可借地利之便，为本校和所在地的成人教育学员提供服务。另外还可以结合本校专业特点，举办各类型的培训班，这样，既可充分利用馆藏文献及场地，又在扩展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同时创造一定社会效益，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

5高校图书馆与区域科技创新

5．1高校图书馆应为区域科技创新服务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是制约经济发展和区域创新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特别是内陆边远地区信息闭塞，许多企业在不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国内外市场形势的情况下，仅凭周围信息盲目选项，匆忙上马，造成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产品过剩、市场滞销，更有甚者，有的在建企业因拟定的生产产品市场滞销而被迫下马，造成巨额资金损失和资源浪费，大大阻碍了这个地区的企业科技创新。高等学校书多资料全，广大教师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系密切，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来临，全国高校纷纷建立起校园信息网，使高校信息更加敏捷，毫无疑问这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多数高校开发利用网络的目的仅限于通过网络进行信息输送和共享，为学校教育提供充分的信息服务，而忽略了为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同样的服务。因此，各地方高校在加强教学信息资源建设和应用开发的同时，应加强经济信息资源建设和应用开发，及时向各经济部门提供高质量的国内外经济信息和市场信息，成为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的信息中心和科技中介机构，为本地区的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5．2高校图书馆应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参谋部

公共危机论文 篇3

【关键词】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公共危机治理

【Abstract】OnNovember1，2007，PRCunexpectedeventanswerslawbeingputintoeffectformally，makesclearthatourcountryneedstobuildcentralizedleadership，isinharmonysynthetically，classifiesandmanaging，classifiesconscientiously，dependencyadministrationgivefirstplacetoemergencymanagementsystem.Butin2008thesnowtheSpringFestivaldisasterhasbecometheworking“touchstone”ofthislawbut.Theauthorpassestheanalysismanagingtothisunexpectedcommoncrisisofnatureeventandtheiremergency，commonrightawaycurrentlyfurtherperfectgovernmentcrisisgovernstheexplorationdoingafirststep.

【Keywords】Government;Unexpectedevent;Theemergencyismanaged;Commoncrisisgoverns

1背景介绍

一场近年来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使刚进入2008年的中国各级政府面临了严峻的挑战。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消息，截至2月12日，雨雪冰冻灾害灾情波及21个省(区、市、兵团)，因灾死亡107人，失踪8人，紧急转移安置151.2万人，累计救助铁路公路滞留人员192.7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7亿亩，绝收2530万亩；森林受损面积近2.6亿亩；倒塌房屋35.4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111亿元。最后我们取得了抗灾的胜利。但这并不是抗击这次灾害本身的带给我的伟大意义，而真正的意义更在于全社会对这次雪灾的深刻反思，特别是作为公共危机治理和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角的各级政府，更应当从这次灾害中获得经验，体会教训。华东师范大学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陈洁华教授在《2008年雪灾连锁危机对中国的十大考验》一文中指出我国危机管理的十大不足。主要包括：①国民普遍缺乏对“非传统危险”的警惕；②气象预报预警的时间太短，同时基层也未能有效地利用预警时间；③预警信息未能有效；④生活方式有待调整；⑤地方“两会”恰逢危机高发期；⑥国民素质有待提高；⑦救灾的力量和资金单一；⑧环境污染严重；⑨危机管理设备严重缺乏；⑩缺少危机后的问责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王昂生指出：“从这次应对突发灾难的情况看，南方城市的预案考虑不够充分、细致，在抗灾能力建设的成本与应对突发灾难的措施之间需要平衡考虑，对那些多年难得一遇，灾害后果又会太严重的自然灾害应该以周密的应急预案来对付”。

2综合上述，笔者认为从这次冰雪灾害中暴露当前政府在社会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中的不足主要有

2.1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对突发性社会公共危机的认识不足、处理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知识和应变能力的缺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一度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十年”、“89”等一系列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社会危机，而今天我们是在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诸如：洪涝、海啸、SARS、禽流感、雪灾等一系列的突发性的社会公共危机，也有学者称其为“非传统危险或非传统危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积累了丰富的“和平、繁荣环境下的建设发展经验”，而缺乏关注社会公共危机的意识，实质是“习惯性地维护既有权威与惯常政府形式相关的公共事业感的结果”①。

2.2部门条块分割，职责不明，协调不足。

从现状来看，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垂直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部门、地区横向之间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从危机应急管理体系上看，部分地区政府部门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应急管理机制及其信息系统，有的已经相当先进和完善，但是一旦危机爆发需要跨部门，跨地区合作时却显得“事倍功半”，始终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应急机制；从现实的应急处理过程来看，部分主管应急管理的地区和部门时常感觉救灾资源短缺，而部分主管应急管理的地区和部门的救灾资源却没有“用武之地”，因而建立统一、协调的应急管理机制已成为政府加强应急管理和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3信息沟通不畅。

2.3.1政府内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欠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灾害信息报告的标准、程序、责任不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而在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瞒报、缓报、漏报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缺乏综合性的信息平台，各地区、各部门的应急信息系统相互分割，无论在信息收集汇总，还是在综合评估和预测预警方面，都有所欠缺。

2.3.2缺乏与公众的有效沟通，以至公众了解灾情的信息严重滞后。

“当时衡阳和株洲已经完全停电，并且不知道何时可以修复电路，已经可以预见未来几天开不了车了，铁道部门却还在卖票。本来农民工到火车站上不了车就回去了，可铁道部一声恢复运力，害得农民工又涌到广州火车站。”

2.4救灾力量单一，社会抗灾力量缺乏与政府对接平台。

发达国家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NGO在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中比政府反应更灵活，更迅速，更易反映公众的利益诉求。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地依赖于以政府牵头的军队、武警、公安、消防为主力队伍的救灾力量；在此次的抗灾的主战场之一的广州火车站，虽有诸如“狮子会”、“广州青年自愿者”、“基督教青年会”、“麦田计划”等社会组织的参与，但其正在的作用也显得十分有限。以至出现了这样的尴尬：“有1000多万人口的广州并不缺乏义工，不缺乏热心的志愿者，缺的是政府对义工有针对性的管理，这是中山大学社工教研中心主任罗观翠教授的观点。”“另一种争议存在于义工组织之间。由于包括广州青年志愿者、狮子会、基督教青年会、麦田计划等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常常在同一区域工作，隶属不同团体的义工很容易互相观察。既有动员人数多、但管理松散，缺乏凝聚力的团体，也有理性沉稳、具备一定应急专业性的组织。②”:

3当前完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建议

3.1转变观念——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要彻底转变观念，加强对社会危机意识的培养和应急应变知识与能力的学习。“思想路线决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只有领导干部树立了公共危机意识和具备了处理危机的应变能力，才能在第一时间把握主动权，减少灾害扩大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才能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公共危机背后隐藏的“机遇”:2003年5月23日至25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对北京等5大城市进行了“非典”舆情调查的结果显示：74.1%的受访者表示，非典危机的背后也隐藏着机遇。68%的受访者认为，非典流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56%的受访问者认为，非典流行将迫使人们对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研究对付这种疾病的方法与措施，从而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包括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此外，在回答“非典虽然是灾难性事件，但还存在积极一面”的受访者中，分别有24%、22%、9.8%的人认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识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新闻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等。

3.2制度安排——完善危机管理离不开制度性和法制性的保障，积极推进“领导坐阵指挥型公共危机应急模式”向“制度型、法制型模式”转化。“制度型、法制型模式”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并不是否认“领导坐阵指挥型公共危机应急模式”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必要性”，而是完善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法制化和当前应急管理制度化的现实需求。加强中央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预防处置的统一领导，总体上协调职能并在组织上加以落实，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③。另外逐步完善和落实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促使突发事件管理进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为突发事件应对和公共危机治理提供法律保障。

3.3加强社会控制。社会公突发事件本身是具有“非常态”性质的事件，因而一定的社会控制也是必要的，此时社会控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规范的体系和方式约束人们的行为，并保障公民利益免受侵害，或最低限度的少受侵害，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采用政治高压的手段对民意的压制和信息的封锁。社会控制手段的运用必须要以合法性和合理性为前提，以政府紧急状态下的政策的可行性为载体。

3.4信息沟通。

首先，政府应急治理应当制定统一的、标准化的应急管理专业术语和相关定义，为应急信息的传输提供专业的信息支持；其次，各政府与各部门之间彻底转换政府管理职能，建立信息共享的、互助协调的信息平台和联动机制；第三，完善政府与公众的交流平台，建立及时、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如“非典”期间的“一日一报的信息披露制度”;另外，防止国外媒体蓄意借公共危机事件大肆渲染，避免媒体新闻大战，而加剧社会恐慌和危机蔓延。

4社会能力的发挥

此处社会能力泛指除政府公共部门以外的其它社会力量，主要包括NGO，社会公众，企业，新闻媒体。发挥社会能力的重要意义在于——社会力量更具有信息优势。社会力量能够在现实的、频繁的交往中最易甄别出现实中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反映其利益诉求并与之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而政府公共部门多是采用宏观调控的手段难以满足公共危机状态下公众的微观需求，且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而在实践的操作中信息搜集的成本过高。

当前社会力量中应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NGO积极加强自身组织规范化建设，在提高自身实践能力的同时不断寻求与各政府合作的对接平台；第二、社会公众应当加深对公共安全知识的了解，以便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增强自救能力；第三、新闻媒体积极做到：有效地沟通信息、客观地传播真相、积极的社会动员等。

总之，政府危机治理不仅需要转变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传统观念，推进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建设还需要社员力量的广泛参与和社会能力的充分发挥。

注释：

①[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4页

②宁二《南风窗》2008年第2期——2008，广州春运义工启示录

③郭济主编。《中央和大城市政府应急机制建设》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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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论文 篇4

一、关于公民社会

关于公民社会，国内外相关研究众多，所属不同学科的学者根据其研究范畴，从不同角度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定义。一般认为，“公民社会即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私营盈利机构，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社会领域，包括了那些为了保护或增进公众利益而自愿结合形成的组织！”。它是“一个强调权利主体的概念，是公众参与构建的社会，彰显公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拥有及行使。

二、网络舆情的特征

“网络可以带给公民更多的话语权和表现平台，给公民更大的媒介接近权，公民能够在网络上更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审视社会管理者的行为并予以实时监督，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舆情；。因此，“网络舆情不是一种独认的民主表达形态，它是公民以网络技术为媒介，参与和影响政治生活的新型方式。作为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它反映了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网络舆情同时具有平等性、自由性、公开性和实时性的特征。平等性主要是指在网络世界里，作为网络舆情的者，无论在现实中为何种身份，其在此享有平等的网民身份。网络空间不拒绝任何有意愿加人讨论的主体平等自由地就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意见；网络舆情的自由性表现在网民在网络平台的自由互动，能够就某一问题相互交流，彼此互动，形成持续的关注和参与，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之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畅通，传播者和受众可随时转变角色，受众可以随心所欲表达意愿，传播者可以从受众当中获取需要的信息及事件的最新动态；网络舆情的公开性，表现为所传播的信息一般公布于所有受众面前，传播者和受众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较容易实现阳光下的权利监督和意愿表达；网络舆情的实时性表现在，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当前社会发展当中的热点问题是并行的，移动网络环境的出现更为网民实时参与社会问题讨论提供了平台，民众无论在何时，在何地均可即时对问题发表看法。

三、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网络舆情平等、自由、公开和实时的特征也同时是公民社会基本形态的特征。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内涵是要突出公民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意识，网络舆情为公民提供了即时意见表达渠道，营造了政治参与空间，培育了自由、平等的公民意识，适合发挥公民的主体意识。综合分析起来，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一)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新路径

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影响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网络是一个没有强权的信息传播空间，网络所创造的平等是一种全新平等，这就让所有的网络舆情参与者有了平等的参与机会，公民由此拥有了自己独认的意思表达和行为表达能力，网络舆情在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路径的同时，还造就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

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指的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由于地域与政策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在现实当中能够参与政治决策的公民居少数。同时，中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基层自治和制度并不能完全满足公民的利益诉求。因此，平等、自由的网络环境自然成为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新场所。在当前主流网络社交平台中，如新浪微博、腾讯微信，人民网、凤凰网、网易和天涯等各大网络新闻论坛，针对时事热点的新闻事件讨论层出不穷，公民对时事政治，突发事件等内容关注程度极高，并实时展开激烈讨论。在网络中，公民还能够自由参与“两会”代表提案的讨论，针对新闻热点事件跟帖、评论，施展群众才华，发挥群众智慧，形成网络舆情，实现间接参与政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会自发地辨别事实真伪，学习各种政治活动常识，形成理性参政，合理议政的方式。网络舆情使公民既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又锻炼了政治参与的能力，还可为在现实中参政议政积累经验。网络为民主转型拓宽了自下而上的路径，尤其是网络舆情的互动交往，强化了公民社会资本，对公民社会富有积极意义。

(二)为公民监督公共权力提供新工具

网络舆情监督是公众以网络媒体为平台，通过舆情表达的方式，对政府权力运作、社会公共事务及一切涉及公众利益与兴趣的人、事、物实施评定与督促，保证公众权利不受侵犯。公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实施，群众利益的保障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监督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尤其在当前，网络即时交互平台搭建强调用户体验，使用便捷，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均能快速在网络上形成传播，网民能第一时间知悉并对事件作出评论，形成网络舆情，甚至影响事件发展进程。而不同网民根据所在的不同地域，所处的不同岗位采用不同视角同时对事件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广大民众在知情权被充分满足的情况下，自发对网络上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广的事件发生发展、处理处置形成监督。若事件出现变化，便会出现相应的剖析和评价。网络舆情以其最持久的耐心和最尖锐的角度，关注事件发展。虽然这些监督是柔性的，但更具人性化和道德感，体现着公民的观点和呼声。

现阶段传统媒体往往已无法达到这样广泛的民意舆情监督能力和影响力。如“天价烟局长”周久耕，2008年发表不当言论，即被网民曝出抽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引发社会极大关注，被网民称作“最牛房产局长”、“天价烟局长”。次年10月，经相关部门查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依法判刑。近年来，网络舆情在食品安全问题，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对红十字会、监测部门、当地官员的问责，完善反腐机制、查办腐败案件，环境污染问题，景点收费问题等诸多方面广泛参与，表达着公民诉求，引发社会关注。在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过程中，网络舆情监督凭借其信息海量、覆盖面广、速度迅捷、互动性强和多媒体性等特点成为截至目前最具公共领域特征的舆情监督方式，体现了公民对司法执法、反腐倡廉、事故灾害和社会民生等方面的监督作用，反映着公民社会促进政府部门改进执政理念，尊重民情，关怀民众的力量，客观上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网络舆情监督是公民社会构建的重要力量。

(三)为公民表达诉求充当调节器

伴随着网络上日益增多的公共事件和敏感话题，以及公众在网络中已然体验到的话语权和主体感，公民表达诉求的情绪不断高涨。不可排除，网络上不时出现宣泄性的极端言论，并引发公众盲从评论，甚至冲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网络舆情平台作为新兴媒体，成为了社会环境矛盾冲突的预警者和调节器，理性公民在网络上主动承担负面信息和不和谐言论的疏导工作，部分高素质人群主动根据网络传言辨析真伪曲直，扼制反面言论，形成正面网络舆情；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环境逐步催生出“网络问政”和网络新闻发言人这种互联网时代政府机构吸纳舆情、疏导民心的创新形式。

毋庸置疑，网络舆情正以无法想象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在促进社会和谐，推进民主和法制，完善政府各项机制，关注公民社会当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4月雅安市芦山县地震给灾区民众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是巨大的。灾难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不止于经济上的，对民众的心理伤害更无法估量。灾难面前，处于最基层的民众往往心里有苦却无处诉说，自身利益诉求难以表达。在此情况下，除了官方网络媒体的不断努力，网络民众的舆情反馈不容小觑，网民们在网络上为他们搭建了强大的利益诉求通道。在灾难面前，除了主流传统媒体不断对灾情和救灾情况进行跟踪报道外，在灾区一线的网友也在24小时不间断通过图片、视频等直观形式向外界发送灾区实况，让民众知悉现实状况，产生情感共鸣，也通过对灾情特殊地区的情况反映，引发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如：网友爆救援车辆在高速路口排起长龙等收费，呼吁收费站停止收费，让救命通道畅通无阻；雅安千名大学生被困，社会各界的捐助情况等等。此时公民对网络的关注，灾区人民对政府救援、医疗保障、应急响应、心理及法律援助等方面的要求和呼声在网络上形成舆情，让政府和相关部门了解到了公众的诉求，从而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和行动。

(四)为培育公民意识开辟新渠道

公民意识的具备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方式之一，只有当国家公民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这个国家才具有了构建完整公民社会的能力。在近年来发生的地震灾害当中，中国公民互帮互助，承担起了公民义务，表现出了良好的公民素养，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自我完善并发掘了自身参与监督政府行使权力的能力。而这样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正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网络舆情给公民提供了发声渠道和独认思考的视角，为培育公民意识提供了沃土。凭借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整合发展，网络舆情环境的逐年变化，公民自发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追求利益诉求有效目标，不断朝提高信息分辨能力以及减少盲目参与事件的方向前进。伴随着网络舆情事件的不断更新升级，网络上不断出现各类虚假言论，网民自发对舆情事件进行真伪辨别，政治参与偏失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网民意识到，通过网络舆情了解社会现状，参政议政，必须明辨真伪曲直。合理表达，热情与理性共存是提高公民参政水平，展现公民修养，提升公民意识的根本途径。

四、网络舆情对公民社会构建的反作用

毫无疑问，网络舆情在公民社会构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不可否认网络舆情平等、自由、开放性等特征，必然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民素质限制网络舆情推进公民社会发展进步。在开放自由的网络中，人人都可以参与评论，促成舆情的产生。这种低门槛的参与方式导致网络舆情的真实性和质量均难以保证。再由于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信息的者身份无从考证，伴随着当前网络上曝光的敏感事件日益增多，部分网民在网络上漫骂，发表极端言论，煽动民众不良情绪，引发等等，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影响。如“3·01”昆明事件发生后，网络上迅速出现10余则暴力事件谣言，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警方、权威机构和知名网站纷纷辟谣。这就需要公民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以及道德文化水平，才能理性抵制不良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

二是数字鸿沟限制网络言论主体。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期，社会矛盾导致各利益主体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再由于不同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网民大量集中于具备一定网络条件的城镇；不同年龄段人员参与网络的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异。巨大的数字鸿沟使得网络舆情的主体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见，极易出现反映的情况片面或者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如：当前反腐倡廉、贪官落马等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其促成公民高度关注并产成大量网络舆情，数据鸿沟极易使正面舆论产生偏差，使公权机构深陷公信力危机。

三是利益驱动导致不实言论的传播。在市场经济中，网络自然会被赋予强烈的商业色彩，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在真实世界中无法获得的感受和体验，让网民对网络形成依赖。相应的，网络上大量的商业化、娱乐性不良信息，对网络公民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腐化，并在此基础之上折射生成有一定利益目的的舆情，形成虚拟与现实的二维互动。这些行为一旦引导或治理不当，极易导致严重的，影响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政府通过改革加强引导作用，完善法律法规，倡导公平正义，针对复杂舆情进行深人研究调查，呼吁公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理性公民意识的觉醒等，都是当前通过网络舆情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解决复杂问题，推进公民社会发展的良方佳策，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深思。

五、结语

公共危机论文 篇5

关键词：公共危机；预警机制

一、国外发达国家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特征

(一)完备的法律支撑体系。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工作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统一规定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职权和职责，确定依法对抗紧急状态和危机事件的法治原则。如，美国基本建立了以《国家安全法》、《全国紧急状态法》、《反恐怖主义法》、《斯坦福法》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综合法制体系。这些法律相互补充，统筹兼顾，有效地引导美国政府建立法制化的危机应对体系。并且，完备的社会安全法制体系可加强危机预警机制的有效运行，防止政府人员，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如，日本1978年颁布的《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该法对地震的预防、应对措施、相关责任部门等都有详细规定。如该法规定一旦预测到大地震，在发生前两三天，首相即亲自发表《警戒宣言》,政府必须立即启动全面避难救援措施。通过该法案的制订，使日本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明确自身的权责，提高他们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大大减小地震等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破坏。

(二)组织机构较为健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城市公共危机管理队伍专门化与专业化。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共危机组织机构一般都较为完备，设置了专门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如，美国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该机构负责日常的公共危机预警工作，它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私人商业部门和社区志愿者之间起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是危机预警中的重要决策、协调、指挥和执行机构。这样的公共危机组织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层次分明，结构完整，可在危机发生时，迅速反应与决策，保证了常态下危机预警的顺利进行。除政府拥有完备的组织机构外，还能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作用，提高公共危机处理效率。如，日本建立了专门化与专业化的公共危机预警机构，其工作人员多数拥有在公共危机预警领域中某一方面的技术或专长，在城市公共危机预警中发挥其专业优势，指导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进行。

(三)完备的公共危机预警管理体系。如，日本为防备将来发生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由官房厅长官负责建立了内阁安全保障室，形成了日本政府的危机预警管理体系。内阁官房厅不仅建立了安全保障室，还设立外政审议室、情报调查室。在这一体系中，以内阁首相为最高指挥官，由内阁官房(负责各省厅间的协调，相当于办公厅)来负责总体协调、联络工作，通过安全保障会议、阁僚会议、内阁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由警察厅、防卫厅、海上保安厅、消防厅等各省厅、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配合，形成以官房长官为领导的高效率、立体式的危机预警管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根据危机种类的不同，启动的危机预警部门也不尽相同。再如，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危机管理体系，组成具有针对性的中枢指挥系统。该体系以整体治理能力为基础，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核心协调机构、全面的危机预警网络和成熟的社会应对能力包容在里面。谁收集危机信息，谁预警消息，谁制定应对计划以及众议院、参议院对总统如何授权，部门之间如何协调等，都有章可循。在美国危机管理体制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协调作用的核心机构主要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及一些辅研究机构。

(四)先进的公共危机预警设备，健全的公共危机预警网络。发达国家大多在公共危机预警设备上都配备先进的信息化设备，使政府能对危机做出迅捷、快速的反应，提高处置公共危机预警的效率。另外，信息传递更不易受干扰，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提高管理者对公共危机信息判断的正确率。为提高政府的危机预警能力，使公共危机预警工作高效进行，国外发达国家政府对预警设备的配置非常重视。以日本公共危机预警部门的信息化设备为例，许多大城市配备了不易受干扰、最先进的情报通讯设备，设有互联网、地图数据终端、气象信息终端等设备，能召开电视会议、传送图像、地图信息等数据。还设置被称为中央防灾无线网的情报通信网络。在美国，已基本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纵向垂直协调管理、横向相互沟通交流、信息资源和各种社会资源(如志愿者组织、私人机构、国际资源等)充分共享、指挥协调有效的危机预警网络。以公共卫生方面的预警网络为例，在平时的传染病预防上，美国设有负责预报和监测传染病的“传染病监测网络”、保证及时了解各地传染病发生情况的“与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伙伴关系网”及了解国际传染病爆发和蔓延情况的全球移动检疫网络。

(五)重视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技能的培训。国外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民众危机意识和安全文化素质的培养，甚至不惜花费巨资对民众进行经常性的国民公共危机意识教育和危机应对技能的培训。还注重广泛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手段和设施，来提高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国外在公共危机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非常扎实，针对性和操作性非常强，并可看到各种形式的防灾和减灾自护的宣传，每年的消防日有众多的人参加消防训练和演习。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美国可能爆发危机的地址进行统计，并印发给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类组织和公众；电视节目设有专门的教育系列片，宣传一些基本的危机常识和自救技能等；互联网上设有专门的网站，用于登录危机预警、应急知识等；电台中设有专门的紧急信号，用于危机警报讯号，并随时通知灾害情况，等等。这些宣传教育工作的大力实施有效提高了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技能，有利于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

二、启示

(一)完善我国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国家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为危机预警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规范，有利于防止政府人员，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危机预警机制的有效运行。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应符合两个标准：其一是法律体系的内涵。它囊括国家安全、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微观领域的实施细则。其二是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法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性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和冲突，发生问题能及时纠错和补救。因此，需根据我国危机管理法律建设的实践，对宪法进行修改，确立紧急状态及其宣告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紧急状态法，对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条件和程序、紧急状态时权力的行使、对公民和法人及其他组织在紧急状态期间享有的权利及其受到不法侵害时的救济途径等都应作出明确规定。此外，针对危机发生的地域、种类、行业的不向，还需根据紧急状态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出台一些补充性、技术性规范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一个以《紧急状态法》为基础、各领域各行业的专业性、技术性应急法规为补充的紧急状态法律、法规体系。有了这样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的公共危机预警管理就会走上法治轨道。

(二)加强政府管理部门与公众的沟通，全面调动多方面的参与热情，形成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多元化、立体化与网络化。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决定危机发生前，很可能不是一个部门可单独预测的，需要来自不同部门、机构的联合与协调努力。所以，我国应建立以多元化、立体化和网络化为主的预警机制来发挥作用。通过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设，保证各部门间的联系顺畅，保证各部门协同作战，建立起纵向垂直协调管理和横向相互交流、信息资源和各种社会资源充分共享，从而覆盖全国的危机预警网络。危机预警网络可大大提升我国政府危机预警能力，包括危机信息的收集、危机的监测和预控等工作。

(三)建立功能强大的中枢指挥系统和情报系统。我国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危机中枢指挥系统，具体包括参谋系统和决策中枢机构。中枢指挥系统是否高效运作将决定危机预警工作能否有效开展。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威胁时，危机中枢指挥系统将全面负责整个危机预警、应急、救治工作，它不仅是政府应对危机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危机预警的核心决策者和指挥者。指挥系统应建立在发达的情报系统基础上。为此，应建立专门的公共危机政府情报部门，收集和分析与国家各类公共危机问题相关的信息，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报部门从事专项的危机信息处理工作。

公共危机论文 篇6

论文摘要：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对于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缺少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机构，政府公关人员素质低下，与媒体及公众的沟通不畅等原因，不能很好的发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设立专职危机公关中心，切实转变政府公关理念，配置合格的公关人员，加强沟通以及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来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诠释

当今世界，任何组织都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关系网络之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也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保持国家稳定与和谐，人民幸福安康以及国际威望的提升。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正如美国公共关系学者哈洛所言：“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它帮助组织建立并维持与群众间的双向沟通，了解、接纳及合作；它参与处理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纠纷；它帮助组织了解公众舆论并作出反映，促进公众了解组织和事实真相；它强调组织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它帮助组织随时掌握并有效利用变化的形势，预测发展趋势，使之成为组织的警报器；它使用有效、正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工具”。[1]依据这个公共关系的权威性定义，可以得出公共关系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或职能。由此，政府公共关系是以政府为主体，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建立和谐的公众关系，顺利完成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双向沟通与互动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政府公共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2]一是政府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有社会公益性和政府行为权威性；二是有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的职能，有政策导向性和传播垄断性；三是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有全民参与性；四是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现代政府作为一个有限的政府，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则是发挥其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公共危机主要是指那些突然发生，对生命、财产和环境造成威胁和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权有较大影响，要求政府和公众采取特殊措施予以应对的公共事件或紧急状态。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公共性。在《辞海》中，“公共”即共同，指社会的共同领域或共同利益。现代社会处于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之中，虽然某一危机事件不一定普遍存在，但是随着其传播而引起的社会关注，极有可能成为公共热点并造成公共损失、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2003年的“非典”先是在国外发生，后来很快在我国的广州、北京等地传播开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公共危机事件。二是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问题和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所以其发生的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一旦爆发，其破坏性的能量就会被迅速释放，并呈现快速蔓延之势，而且事件大多演变迅速，解决问题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和损失。三是扩散性。在目前全球化和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3]四是危害性和威胁性。公共危机事件高度危险，极有可能使构成社会体制的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要素和机能达到崩溃的程度，并且由于危机往往具有连带效应，同时会引发次生事故和问题，导致更大的损失和危机。五是危机的双重效果。危机会带来各种损失，但危机也是机会和转机。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认为“一项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危机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如果决策者直面危机，危机可以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所以对公共危机事件需要辩证的认识。[4]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治理被认为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5]所以公共危机治理就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监测、预控、决策和处理，避免和减少危机，实现社会稳定，政府和公民关系和谐，维护政府形象的过程。具体来说，公共危机的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虽然公共危机的核心治理主体仍然是国家，但是公民、企业、第三部门等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公民社会都无法单独承担起应对风险的重任”，[6]所以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或国家，同样会使公共危机的治理失效。同时公共危机的紧迫性和威胁性也要求人人参与、全面动员。二是公共危机治理的责任性。由于公共危机的公共性，人人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都要承担起危机治理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对作为治理核心主体的政府及其公务员，由于其承担一定的职务而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透明性。它主要是指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相关危机信息的公开性。宋朝苏轼曾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将会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面。四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性。主要是指对危机的控制和处理要及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人、财、物等危害和损失。五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回应性。就是针对危机中公民的要求和问题要及时作出回应，根据公众的要求及时进行解决。

二、政府公共关系对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

政府要顺利搞好公共危机的治理工作，满足广大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危害，顺利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必须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

首先，政府公共关系的沟通职能，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危机治理，提高治理效率。当今世界，大多数政府虽然在推行政令时，可以运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却更重视建立在没有强制力和自愿基础之上的双向沟通，来确保政令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满意。政府公共关系是来掌握、理解民众的真正需求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正如Cutlip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公共关系至少有以下三个目的：[7]（1）把政府的活动告知人民；（2）确保人民能积极参与政府活动，以及遵守相关法规；（3）争取人民对于现行政策与方案的支持。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只有得到公众的支持，并吸引公众积极参与，才能有效成功的得以执行，而公众的参与又是建立在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在危机情境下，发挥政府公共关系的沟通职能，有利于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不断提高政府的公关能力，真实、准确、及时地与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仅是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率的要求，也是现代民主政府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政府公共关系的信息获取职能，是公共危机中进行正确决策的基础。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曾提出危机处理的“3T”原则：“Tellyourown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all”（提供全部情况）。显然这三方面都与准确的信息获取密切相关。在危机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能否及时获取信息以及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将成为对危机是否进行正确处理的关键。作为现代民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之一的政府公共关系，其重要一方面就是获取信息，为政府及时有效的进行决策服务。正如杰里·A·亨德里克斯所说：“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的任务就是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8]

第三，政府公共关系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有利于缓和矛盾，顺利处理危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不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9]就目前来看，在危机情况下，政府有时面临着信任危机，一方面在于政府没有及时将政府政策、措施、工作情况等政务信息传达给公众，并给予正确的解释和说明，使公众了解政府正在做什么，准备做什么，公众自身可以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信息，另一方面在于政府与自己的公众缺乏有效的公共关系活动，在公众心目中缺乏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可以运用各种公共关系手段，有计划地协调与公众的关系，了解公众的需求，了解公众的意愿。这样可以调节社会矛盾和冲突，优化政府形象。所以在非典肆虐之时有人呼吁：“政府，要给民众更多信心；民众要给政府更多信任”。

第四，政府公共关系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从SARS危机到现在禽流感的肆虐，充分说明了公共危机的全球性和扩散性，在此情况下，单靠一国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对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帮助，共同来控制和消除危机。在SARS流行之初，由于政府公关败笔，没有及时公开信息，缺乏后继保障措施，导致SARS大面积扩散，使中国政府的形象不但在国际上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给国内公众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恐慌，在北京和深圳甚至出现了抢购风；国际上，多个国家限制中国人入境，《华尔街日报》甚至提出了“隔离中国”的呼声。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国际公关活动，与国外的组织和相关国家及其公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不仅可以赢得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持和赞赏，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中国政府的威望，而且可以借助国际上处理相关危机的经验、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应对危机。

三、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在支持公共危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府公共关系对于建立透明、高效政府，提升公众民主参与危机的治理能力，塑造政府在国内的良好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在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壤中诞生、成长的时间较短，特别是对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相应的公关活动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还较少，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来说，在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方面，政府公共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专门政府危机公关机构的缺失。自从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以来，许多省也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增进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机构都承担着政府的公共关系职能：（1）办公厅（室）。作为政府的综合职能部门，它同时也肩负着政府公共关系的职能。（2）政府部门的调研机构。作为政府收集情报，提供咨询的专项职能部门，它也负责向政府决策层提供公共危机中的公众意见和建议。（3）机构。作为接待处理人民群众申诉或解决问题的部门，在危机情境下，也负责把人们对公共危机处理解决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意见，提供给相关部门来使问题得以及时的处理。（4）举报中心。在危机情况下，举报中心也成为反馈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5）外事机构。它是政府处理境外事务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国际往来以及港、澳、台事务。（6）政府应急处理中心。作为处理危机事件的机构，同时也是通过对危机事件的处理来展现政府的良好形象。但是由于在机构设置上过于分散，缺乏专门进行公共危机公关的机构，这样使具有公共关系性质的工作分散在办公厅（室）、调研宣传、对外联络、交际接待、对外联络、新闻、外事等职能部门中，即使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已设置了公共关系岗位或公共关系秘书，也难以承担起统筹规划公共关系的任务。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责任不清，影响公共关系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10]如果在危机情况下，各个部门由于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势必给公共危机治理带来更大的难题。

二是政府危机公关理念淡薄。政府公共关系作为危机顺利解决的软手段，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管理功能。具有公共关系意识和理念的人，会在工作、生活中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公众的影响以及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形象。但是，我国有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则在危机时刻一方面不注重对媒体进行良好的公关，面对媒体是，要么是一种不耐烦甚至厌恶之情，要么是由于公关技巧的缺乏，不能正确有效的口头表达自己对危机事件的处理策略、方式或方法等。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危机情境中不能对公众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由于公众对存在的危机状况和问题不明白、不理解，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不仅加深危机的影响和扩散，更容易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公务员产生不信任。所以，必须把政府公共关系理念渗透到政府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中，用意识指导行动，才能取得危机治理的胜利。

三是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低下。“治国之道，首在治人”，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是否能够顺利的展开，主要取决于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只有在一个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完全良好的公共关系团队领导之下，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才能顺利的展开。而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并不十分理想。首先，政府危机公关人员知识结构老化。我国现有的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真正具有政府公共关系知识的并不多，对有关危机问题了解的就更加不足，绝大多数都是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人员及某些管理科学知识为政府公共关系的知识框架，以致于在从事中国公共关系活动中往往只能局限于搞思想教育等原则性的工作而不能深入开展具体化危机事件处理。其次，从能力方面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能力素质也比较低，突出表现在创造力和社交能力不强，老成持重者居多。第三，从年龄结构上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年龄结构偏高、偏老，使得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工作的手段、形式、方法等都趋于老成保守。总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男的多，女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不懂专业知识的多，懂业务知识的少；性格内向的多，外向的少，等等。[11]

四是政府公关人员与公众公共沟通渠道不畅。“在危机管理中，沟通是最重要的工具。如果身陷危机情境的人，与它有牵连的人和管理危机情境的人之间没有沟通的话，就无法评估危机及其影响”。[12]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和官智民愚思想影响着政府公共关系人员，使其不愿与公众和媒体交流，而公民由于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这种公众冷漠是对政府公共关系活动极其消极的态度。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的目的是使公众对危机的处理感到满意，而公众对政府公关行为的冷漠使政府的公关活动变成了一厢情愿的行为，由于政府公关人员与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必然导致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的低效率。另外，由于政府公共关系人员能力有限，不能自如地把握传播过程，对危机中公众的情况和愿望不了解，就可能选择错误的沟通渠道，达不到沟通交流的应有效果。最后，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公众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政府现有的公关渠道不能为他们所用。比如说电子政务的运用，虽然其传播的速度很快，很及时。但是我国大多数身在农村的农民是没有能力和条件接触和运用电脑的。有的地方连一台电脑都买不起，怎么让他们利用互联网来了解国家的相关信息呢？所以政府公共关系人员应该考虑到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相异之处，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分别提供相应的沟通交流方式。

五是政府国际公关能力的不足。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是指一国政府为了在世界上塑造良好形象而对本国以外的国家及其公众进行的公共关系活动。随着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各个国家政府都努力在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中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国际公共关系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于危机的全球性和严重威胁性，必须利用国际力量联合治理，但是由于国际公共关系能力的缺失与不足，在非典之时国际上提出隔离中国，甚至取消中国女足世界杯举办权。这主要是危机出现时由于政府对外新闻不及时，导致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当一国公共危机问题出现后，由于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会强烈要求了解事实及其与自身的关系，如果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手段的政府新闻不及时，势必造成国际上对该国的误解。所以政府必须在出现危机时，采用完善的新闻制度，来塑造该国政府在国际上的美誉度。

四、提高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策略选择

针对政府公共关系对危机治理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在以下方面努力和尝试，以提高危机治理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中心来处理公共危机。政府公共关系机构处于领导层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管理层与非管理层之间，在组织与外部公众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对内可以通过信息，充当参谋，而且对外可以代表政府信息，协调关系。由于我国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和部门众多，所以在为公众和媒体提供信息时，难免出现不一致和不协调的情况。所以为更好的应对和处理危机，我国也应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来统一设置各级政府公共危机公关机构。在设立公关机构之前，对现有的公关职能，公关工作的作充分的调查。然后，再根据政府部门的层次，将公共职能进行重新分配：在国务院应该设立专门的公关机构，并配置公关专家；省级政府可在办公厅内设独立的公关机构；市县级政府可在办公室（秘书处）设立专门机构或配置专职公关人员（秘书）；而在乡镇一级只需设立公关岗位即可。[10]一个精干、高效的公共关系机构为政府创造的无形价值远远大于政府为此投资所化费的成本，只有建立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公共危机公关组织体系，才能为公共危机的治理提供准确的信息，加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其公民的信任与合作，并使其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把危机治理的网络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公民。

其次，切实转变观念，树立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关意识。公共关系意识代表着一种开明的经营管理观念，是顺利地、有效地开展公共关系工作的思想基础，是公共关系自觉化的动力。但是，由于中国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衙门作风、现象普遍存在，认为政府管理就是把人民当作管理、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看作可依赖的、服务的对象，所以这种治民的行政思想成为有效展开政府公共关系的绊脚石和拦路虎。也有的政府领导认为，只要政府政绩提高，政府必然得到公众的好评。虽然良好的政绩是政府良好公共关系的基础，但有了良好的政绩，还必须通过政府公关人员和部门告知公众，不然有人会认为政府的政绩是在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能对政府行为有一个很好的评价。所以要把真正有能力、有魄力、懂管理的人才提拔到领导岗位，来使政府的决策确实使公众满意，用良好的政绩来赢得民心，树立威信。另外，还要提高政府公务员的意识，公共关系工作不仅是政府专职部门的任务，它渗透在各个具体职能中，要求全体工作人员都要具有公关意识，在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公众证明政府的工作思路，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更多的信任和理解。“公众是否理解政府作出的政策选择，进而作为具体的载体去完成这些选择，都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理解程度”。[13]所以提高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公关意识，是获取公民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方面。

第三，建立合理的公关人员，提高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我国政府公关人员由于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性别结构存在不合理，首先要让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女同志从事公共关系工作，因为他们不但精力充沛，沟通能力强，而且女同志感情更为细腻，在危机中与公众能更加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公关工作的顺利展开。针对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进行，具体可以借助于当地的大学来全面系统地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也可以通过参加短期培训或自我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另外在实践活动中加强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也是提高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第四，实现媒体的双向沟通，提高政府公关效率是危机治理的重要渠道。“开展任何公关活动，都要研究公众，掌握充分的、明确的、相应的事实做基础……对每一信息都要完成传播——反馈两个环节的过程。如果任何一个环节中断，或者是任何一项信息的沟通过程不完善，就会造成整个信息链的中断而导致不良后果的产生”。[14]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借助于双向流通渠道，来展开公关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就媒体而言，它既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引导者，又是公众情绪的路标。政府危机公关中，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是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如何发挥媒体的独特功能，正确引导舆论，使媒体能够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并达到合理互动，共同促进危机的治理，这些都需要双方借助于公关中的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政府公共关系结构要准确及时的向媒体公布危机有关的信息，媒体间争抢信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争抢的信息不是由政府的，而是通过其他非正常渠道获得信息，这样对政府与媒体及公众的关系就有很大的不利。如果政府公共机构能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给媒体作详细的说明，媒体可以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对政策的合理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上届美国大选之前，恐怖大亨拉登突然在电视上献身，企图影响选举结果，一时间美国选民对此议论纷纷甚至喘喘不安。面对这一事件，政府与媒体的双向互动对危机的治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共和党和的竞选总部都在第一时间内发表谈话，希望事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共和党发言人称，这说明仍企图向美国发起进攻，可见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非常正确，非常必要；而则说，布什内阁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仍没有抓到拉登，因此必须改变战略，换调白宫主人。不论双方如何攻击对方，但可以说双方对这一危机事件的应对都比较得当，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大力呼吁公众尽可能出来正常投票，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作出的应有回应的一部分。一些报纸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身边的事情。[15]所以及时公布信息，搞好媒体公关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渠道。正如中山大学教授廖为建所言：“平时和媒体搞好关系，危机时能够动员的资源就会更多”。

最后，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实现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当一个人确认人类能力无限、权力无限时，他是愚昧的，当他真切认识到人类能力有限、权力有限时，他开始聪明了”。[16]正因为一国人、财、物的有限性，在全球化形势下，公共危机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国际组织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和治理。但是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国外公众无法从中国媒体和政府方面得到及时报道，就只能通过本国媒体了解事态的发展，但大多国外媒体，故意扩大和缩小危机，必然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损。正如钱其堔所言：“现在是信息社会，任何事情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公众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有关信息，所以对外事务的社会性增强了……现在有人提问时，我们经常回答说无可奉告，这也是个办法，但从根本上讲，现在‘无可奉告’不能解决问题了”。[17]所以，一方面通过建立有效新闻发言人制度，让高水平的新闻发言人代表中国信息，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信任。一个高水平的新闻发言人在面对国外媒体时应作如下准备：一是要认真研究我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并以符合国外大众心理习惯的语言进行说明；二是能参与危机处理，熟习情况，了解媒体专业特性，对提问有预见性；三是博闻强记，不容易被问倒或出现常识性错误。[15]所以政府利用公共关系网络使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及时、客观、准确地了解公共危机发生、发展的相关信息，不仅是危机管理者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国外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重要条件。

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软环境”，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管理职能，我们必须利用有利的条件开展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以期更快、更好的治理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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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谢遐龄。全球化与人的有限性[A].载，SARS、全球化于中国[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网络舆情论文 篇7

(一)加强引领队伍建设提供人力保障要加快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可以及时、主动、准确权威信息、澄清虚假不实信息、消除公众疑虑，对于占领网络信息高地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具有重要作用。2009年贵阳市政府在我国首次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此后川、粤、云、豫、渝等省市政府相继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由于网络舆情具有内容复杂性、价值多元性、传播迅捷性、影响广泛性等特点，对网络新闻发言人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包括具有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深厚的媒体从业素养，准确清晰的表达能力，灵活严谨的逻辑思维。要防止发言人制度形式化、发言人讲话官腔化，要“愿说”“会说”“敢说”，从而保证信息的及时、准确、有效。为此，一是要在各级政府、重要大型网站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二是要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培训制度，加紧培养一支高层次复合型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要着力培养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认为，观念总是先从广播和报刊传向“意见领袖”，然后再由这些人传到人口中不那么活跃的部分。也就是说，“信息传播的效果是伴随着‘两级传播’(即大众传播媒介—舆论领袖—一般受众)过程而产生的。”［2］进入互联网Web2．0时代，尤其是微博的普及，“意见领袖”呈现出从山头林立到泛众化趋势，而其影响和作用却丝毫不减，“只要意见领袖足够权威，谈论话题具备冲击力和磁性，反而可以吸引更多陌生人的关注和转发。”“意见领袖对网络舆情走向和舆论生成的影响力更加显现。”［3］与此同时，“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4］。因此，着力培养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就势在必行，要求“网络意见领袖”深刻认同并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功底深厚，社会嗅觉敏锐，对国家和社会古道热肠。要努力壮大网络“民兵”队伍。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制造假新闻，散布谣言，煽动、蛊惑不明真相的网民跟帖、转发，形成强大的网络舆情冲击思想宣传阵地。网络公关公司利用网络推手雇佣“水军”左右网络舆论，使网络舆情严重偏离真实民意，损害社会公信力甚至扭曲社会价值观，还给我们的决策带来误导。他们往往将涉及敏感话题的网络舆论引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对此我们有必要从机关、学校、社会中招募能忠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骨干、志愿者做我们的网络“民兵”，组建一支常备的预备役队伍以抗衡“网络水军”。

(二)丰富引领技术手段提供技术保障要建立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预警是引导网络舆情的基础。传统的社会舆情引导是一种静态的、后发的引导，网络舆情的引导应是一种动态的、先发的引导，应贯穿于网络舆情的酝酿、发酵、形成、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引领网络舆情就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和预警系统。对海量网络舆情信息的采集、分析和预警已不可能依靠传统手工方式进行，必须利用当今先进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进行网页信息检索、自然语言识别和处理、文本分类和聚类、观点倾向性识别、主题检测与跟踪。传统媒体、科研院所、大型网站等机构建立网络舆情信息采集、分析和预警系统，并且要共同架构起监控网络体系，统一协调行动以提供技术保障。2008年，人民网建立我国首家网络舆情监测≤≥室，为众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构、企业、社会团体提供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和热点舆情应对顾问，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我国需加大投入建立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为引领网络舆情提供科学指导。要构筑“防火墙”阻止极端有害信息传播。互联网是高科技领域，尤其是微博的发展，对互联网实行完全的内容监管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但对于网络舆情中含有明显的反华、、反人类这类极端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实施过滤技术处理以阻止其传播却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世界主导地位所必需的。目前采用的网络技术手段主要有防火墙、身份认证、加密、访问控制、安全操作系统、安全路由器及网络入侵检测技术等。要加速网络技术研发，强化对网络舆情信息的技术监管，防范违反法律法规、违背伦理道德、挑战公序良俗的悖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端“越轨”言行。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协调机制

(一)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统一领导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的人员和部门广泛而复杂，必须要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首先要明确网络舆情引领主体及其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事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党政机关无疑是最重要的引领主体，也是领导责任主体。要明确党和政府的领导责任，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形成多层次立体式的引领格局。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各地方政府成立相应机构，改变了过去互联网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级政府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直接主管，统一负责领导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引领网络舆情。要努力提高党和政府驾驭网络舆情的能力。如何正确对待网络舆论，科学有效引领网络舆情，考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总体而言，“从回避、无视，甚至惧怕网络舆论，到直面和回应网络舆论，再到合理有效地把网络建设成了解民意、征询民策、疏导民怨的途径，各级党政机关和团体对互联网舆情的理解和驾驭能力都有了很明显的进步。”［5］然而，互联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还需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不断学习，提高驾驭网络舆情的能力和水平。

(二)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科学考核机制首先，要建立引领网络舆情领导责任主体的考核制度。建立对引领网络舆情领导责任主体的考核制度，有助于增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有助于实现引领网络舆情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一是党政干部应成为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先行者，带头做到不编造、不传播、不跟从、不误导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舆论。二是要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党政机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责任和义务，并将此纳入到公务员考核工作中，作为晋级晋升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其次，要建立对引领网络舆情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考核制度。各级党和政府应负责建立引领网络舆情的奖励制度，包括网络舆情预警机构、传统媒体、大型知名网站以及网宣网评个人的激励，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制定优惠政策，明确奖励措施。根据这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引领网络舆情中的表现进行日常考核，年度排名、评优，对业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和一定的奖励。还要建立严格规范的网络舆情引领的惩戒制度，坚持“谁主办、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络舆情引领不力的媒体、个人予以惩戒。

(三)建立处理网络舆情的快速联动机制首先，要建立网络舆情预警信息上报制度。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的运行，经过网络舆情信息采集—舆情信息预处理—舆情信息分析—舆情预警信息报告，最后上报至相关的政府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根据汇集的预警分析报告作出判断和反应，对于有可能波及全国范围的网络舆情预警信息及时上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时间上争取主动，在空间上也争取回旋余地。其次，要建立网络舆情应对联动制度。网络舆情爆发后，立即启动舆情响应机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一协调，一是网络新闻发言人及时准确通报事件进展，随即让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及时跟进，占领网络舆论制高点；二是传统媒体利用自身公信力的优势，澄清不实信息，消除公众疑虑，积极引领社会公众；三是相关部门妥善处理舆情事件，回应公众合理诉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舆情的基本内容

(一)准确把握网络舆情发展态势和网民心理

准确把握网络舆情发展的基本态势，这是引领网络舆情的先决条件。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后我国网络舆情迅猛发展，其发展态势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传播载体多样，微博、微信成为新宠。网络论坛、博客、新闻跟帖传统的三大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微信的发展使传播载体更多样化。由于微博、微信的信息传播更具便捷性、无封锁性而成为网民新宠。“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变成了微博客，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5］二是关注内容广泛，对政治、民生问题尤为敏感。从2003年孙志刚案、刘涌案到2008年汶川地震、周久耕案、反支持奥运再到2013年案、李某某案、雾霾天气戏谑，网络舆情关注的事件类型多样，但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对政治与民生问题的关注，是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关注的焦点。”［6］三是社会影响渐强，正向作用舆情占多数。在web2．0技术推动下，“网络舆论对于传统舆论格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已经无法忽视，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政府和公众的沟通中网络舆论已经趋近成为一股主流的力量。”“近年来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甚至为传统媒体设置议题……很快就会达到甚至会超过预期的影响力。”［7］而且“数据显示，起正向作用的网络舆论占绝大多数，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十分明显”［6］。准确把握网民心理，这是科学引领网络舆情的必备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深刻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深刻调整。这种社会变动带来的社会心理重大变化，包括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相对被剥夺感，政治体制转型带来的社会无助感，文化体制转型带来的迷茫感，社会转型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感、焦虑感等等。当意见观点、利益诉求的表达在现实世界渠道相对狭窄不够畅通的条件下，虚拟世界就成了最佳选择，网络就成了发表意见、宣泄情绪的空间。为此，一是要准确把握网民的这些心理状况，不随意对网民的正当情绪发泄和意见表达一概简单删除，使网络不只是非理性发泄的空间场所，而且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宝库；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层面向社会心理层面转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自觉。

(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

在理论论证与现实回应的相互印证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引领网络舆情在于其是否有强大的引领力，在于其理论的说服力、吸引力、感召力。“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这就启示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一是理论要彻底，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理论要关照现实，在主义和问题的相互关照中，着力回答和解决历史与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在多样价值并存的网络时代，要让广大网络受众选择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在客观层面上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条件，让广大网络受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9］在一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对话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过程，既是网络舆情向“善”向“美”的过程，也是构建网民价值观的过程，必须抛弃单向灌输模式，实现双向多向互动交流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的价值要求与网民多元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就决定必须实现价值观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价值观的最大限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呼唤高尚的理想道德信念，这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追求。“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网络受众有多样价值选择的自，但却容易迷失在杂乱价值世界中。只有交往、对话、厘析与明辨，才能在多样性价值世界中找到主导性、科学性价值，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的主导地位。”［9］要通过对话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说服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对话中实现引领。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的途径

1．主流网站与传统媒体合力引领。网络纷繁复杂，要求每个传播主体都能发挥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的作用，使网络舆情朝正确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网络阵地的占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舆情的引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责无旁贷。目前“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呼应更加紧密”［10］。因此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努力形成主流网站与传统媒体的引领合力。一是党政官网与传统媒体要形成合力。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积极作为，利用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经验、能力以及社会公信力方面的优势，与党政官网形成引领合力。二是重点网站与传统媒体要形成合力。网络舆情通常是某一信息源在重要门户网站或重要社区论坛引发广泛关注后形成。必须使重点网站与传统媒体密切配合形成引领合力。“主动引领网络舆情是传统媒体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需要。”［11］

2．显性疏导与隐性规制合力引领。在现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下，以行政命令方式和用堵的办法对待网络舆论处理网络舆情显然是愚蠢的。“在民主政治时代，运用行政控制的办法管理网络舆论，必然面临着政治、法律、技术的难题，其效果不佳。”［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情要显性疏导与隐性规制相结合。显性疏导就是网络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新旧各种传媒对网络舆情疏通、引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网络新闻发言人及时报道，澄清事实。网络舆情产生后，网络新闻发言人利用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客及时报道，澄清不实言论阻止谣言传播，抢占网络舆论制高点，牢牢把握网络舆论主导权。其二，“网络意见领袖”设置议题，正确引导网民。设置议题除了在内容上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在方法上还要讲究策略，包括时间要集中，网络舆情发生后一段时间内连续设置相关联议题，有意识地强化宣传密度；位置要显著，设置的议题要在网络新闻头条、论坛和微博置顶等显著位置加以突出，吸引网民关注；版式要宏大，要不吝版面篇幅强力推出设置的议题，形成气势；标题要吸引人，设置的议题要吸引眼球，调动网民的兴趣热情去读完议题内容。例如前两年“小悦悦”事件后新浪、腾讯等网站设置“拒绝冷漠，传递温暖”的议题，呼唤社会道德良知，体现很好的社会效果。其三，专家做客网站、论坛深度解读。聘请知名专家对网络舆情事件、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地深度解读，解释产生的深刻历史与现实原因，解答网民疑惑，在专家与网民的互动中引导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专家在与网民互动中观点要鲜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拒斥什么，要旗帜鲜明。对与主流价值取向相背离有明显政治立场问题的意见观点要坚决驳斥，据理力争，对因认识问题产生的偏激观点、情绪要循循善诱，说服劝导。隐性规制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制定互联网各种制度和公共政策以规范网民的言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舆论引导，制度政策的推行可以消解网民对核心价值观的反复直接接触反而产生厌烦情绪，更加具有隐蔽性，引领效果更好，可使网民自觉发表正向言论。

公共危机论文 篇8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必要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这与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相同。两者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是不冲突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可能出现低效与寻租的情况。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可以进行互动合作，实现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正是以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前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特有优势

1.行动灵活。当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其反应缓慢。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决策是分散而独立的，它可以即时作出反应，迅速渗入事件的各个环节，并根据各种既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计划，灵活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2.专业性。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专业性还很不足，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非常具体明确。例如，关注某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些弱势群体，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

3.民间性。政府在处置一些危机事件时，往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作为外部角色去对待，而非政府组织是以水平的角度、平等的眼光在与群众的交融中去对待，其工作手法特别注重通过有效沟通来引导社会公众的参与，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做好铺垫。它们上接政府，下联基层群众，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十分广泛，具有很强的民间性[1]。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非政府组织官办色彩较浓

现实中，中国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转变过来的，或者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建立的，它们在组织、职能、人事、活动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严重依赖政府，甚至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过分依赖，一方面助长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直接干预，削弱了组织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严重束缚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力，妨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优势的发挥。

(二)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是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二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权利和途径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据统计，中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危机事件主要是针对整个国家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步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完善。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各级应急预案中对突发事件中非政府组织权责的规定并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

(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

据统计，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职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专职工作人员；二是兼职工作人员；三是志愿者。其中，专职工作人员的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相当多的组织雇佣兼职人员，较少使用志愿人员。缺乏志愿者大概是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广泛、深层次的社会认同，社会公信力不够。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群众应对危机时，很多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

(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缺乏沟通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使政府几乎包揽公共危机事件所有阶段的全部工作，表现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主要依靠的力量还是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部队和相关的组织工作人员，在整个应对过程中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过程中，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或是疏于联系，或是政府部门仅以传统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其决策，彼此之间缺乏互动沟通；另一方面，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应该承担哪些职责、具体负责哪部分工作，或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又应该承担哪部分工作等情况，在中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五)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受限

一是资金不足。现阶段的非政府组织正处于一种从政府领域向公众领域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拨款数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政府也鼓励非政府组织财政上争取独立和自负盈亏。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是危机管理的基础，而目前非政府组织在资金筹措和运作能力上普遍能力不足，以至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救助捉襟见肘。二是人才不足。这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应该具备的技术和专业能力，包括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组织架构的设定，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的确立，社会资源的整合，专业资源的挖掘，自身形象的塑造等各方面，还有在善后处理中对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监督，绩效的自我评估等能力，都显得明显不足。

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一)从政府层次，应重视和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第一，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不能简单地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其管理和执政的助手，要充分认识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要将培育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尊重非政府组织，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第二，要健全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适时制定《非政府组织法》,完善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同时要在非政府组织法律框架中明确规定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为其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二是要在有关公共危机管理法规中明确非政府组织的责任，同时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实行必要的法律规制，在法律上对非政府组织处理危机事件的行为加以保障和规范。第三，要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普遍资金匮乏，尽管有些非政府组织有一定的收入，但经费的来源通常是其成员交纳的会费或提供的服务性收入。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当拨付一定的款项作为资金支持，并通过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或是项目引导等方式创造条件，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质基础。第四，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互助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成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协调机构，由政府部门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骨干组成，工作人员以兼职方式任职，平时不在位，危机时刻则立即组合到位，具体负责统一调度指挥分散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为危机解决提供组织保障。其次，要搭建两者之间强有力的危机沟通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电子政务建设，通过应急平台等方式，建立二者之间实时联动的危机信息沟通渠道。再次，政府在常态管理中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使它们的工作安排与政府的各级应急计划相互衔接，避免出现脱节漏洞或职责不清[2]。

(二)从自身角度，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首先要加强理念建设。对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理念或使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灵魂，代表组织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它取得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确立非政府组织的使命，实际上就是确立它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为它的未来发展定位。其次，要提高专业素质。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组织操作，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引进专家和学者，积极开展有关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模式、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绩效评估等公共危机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从而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素质[3]。再次，要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危机处理的基本程序，明确相关人员的责权范围，利用各种手段来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等内容，对其微观行为进行规范。

(三)从社会层次讲，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认同度

从社会层次上推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的完善主要是加强公民文化建设，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公民应具备良好的参与意识，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还必须充分明了自己的权利与责任，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积极地承担监督和参政的责任。第二，培养公民的志愿精神。非政府组织“志愿性为公”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参与其中的激励依靠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应对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超然物外的激励与权力、金钱相比就显得较为脆弱。所以，培养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培养社会的公德心、使命感就显得格外必要。

参考文献：

[1]沈荣华。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J].新视野，2005,(5).

[2]石奎。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J].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2004,(2):15.

[3]赵语慧。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6.

摘要：在应对公共危机中，政府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是大势所趋，但非政府组织有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性和优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对此，应在从政府层次、非政府组织自身角度以及社会层次三方面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