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论文范例（优秀9篇）

本文是爱岗的小编sky为大家整编的城镇化建设论文范例（优秀9篇），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城市化论文 篇1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 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2

关键词：探索研究；新农村；城镇规划；规划理论；

随着新农村规划体系的形成，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加强了城镇化进程。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规划为龙头，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只有加快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的经济集聚能力，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也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和平县规划特色简介

1．1现状城镇特色

和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 和平县辖17个镇，239个村(居)委会，总面积2310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和平，是一个山好水好人好区位更好的宜居之城，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之城，更是一个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新兴创业之城。今天的和平，生态和工业并驾齐驱，古色和亮丽交相辉映。今天的和平，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和平县地理位置独特，南邻珠三角、北靠江西省赣州地区，辐射内陆；交通便利，粤赣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纵贯全县；生态环境优美，客家风情浓郁，红、古、绿三色交相辉映，王阳明文化积淀深厚，生态旅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开发潜力极大。全县温泉资源丰富，水量大、水温高、水质好。全县共有露天泉点40多处，泉眼达200多个，其中较大的温泉有11处，水温大都在45℃-95℃之间，含偏硅酸、氡等多种对人体有益成份，极具开发价值。

1．2规划基本思路

本次规划的基本思路由“背景研究――指导思想――技术措施――规划目标最终目的”五个方面贯穿而成。背景研究从“宏观发展条件”和“自身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着手。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以县域副中心城镇为目标、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以生态名镇为保障”三个方面，其中：以县域副中心为目标，采用“小城镇、大战略”指导思想，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采用“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则，挖掘并塑造历史文化名镇特色，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以生态名镇为保障，采用“尊重并利用”的方针，梳理城镇肌理与生态环境要素，打造生态名镇基本框架。

本次规划除了运用常规的规划技术措施外，重点突出旅游发展规划、名镇保护规划、城市设计思维三方面的内容。从而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发达、资源节约、生态持续、特色明显、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的规划目标。最终达到“指导城镇经济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

2小城镇和新农村现行规划理论

2．1小城镇总体规划的理论框架

我国地域广阔，民俗差异、经济差别大，使小城镇规划的理论也注入了区域观点、动态观点和个性特色，加上小城镇形成的历史时段较短，使得规划工作开展相对较晚。目前的理论研究将小城镇规划体系划分为“2个阶段、3个层次”，如图1所示。

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层次按照新的《镇规划标准》可分为发展规划、建设规划、管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小城镇历史演变规律和发展机制分析；小城镇在上层次区域的地位分析；区域村镇体系规划；小城镇社会经济现状存在问题的解决及发展战略目标；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并进行城镇人口与用地规模论证，进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规划；进行用地综合评价，确定建设用地发展方向；确定城镇结构形态与功能，确定各类用地的综合布局安排；制定容量控制规划或控制性规划图则；制定对外交通及城镇道路交通系统规划；综合协调城镇给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热力、环卫等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和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城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游憩等社会服务设施的发展目标；确定城镇园林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提出人防、消防、防洪等综合防灾目标及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小城镇镇区与规划区的各项建设和用地布局，确保居民“菜篮子工程”所需的蔬菜等副食的供应；根据需要与可能，提出历史文物保护与风景名胜利用措施，编制旅游规划；提出旧城改造措施、城镇远景规划与近期建设规划以及项目建设时序等；提出创建城镇特色的规划措施；制定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城的措施、经营城镇的原则意见、城镇管治的原则设想等；进行综合技术经济论证，提出实施规划的步骤、方法、措施的建议。

2．2新农村规划的理论框架

新农村规划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要求，在认识上和理论研究上都还没有形成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现有的一些理论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的。新农村规划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从理论体系上大致可划分为村庄建设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2个层次。①村庄建设规划。依据乡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村庄的建设规模和建设用地界限，统筹安排村民建房以及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为村庄居民提供切合当地特点、与规划期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居环境。②村庄整治规划。依据村庄建设规划，确定村庄具体整治项目，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重点解决饮水、行路、用电、垃圾、污水等问题，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和古树名木、古村落、古民宅等历史文化遗迹，带动村庄整体环境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3小城镇和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的问题

3．1小城镇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3.2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可真正将新农村建设纳人国家计划应该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后。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加上我国地域、历史文化、民族差异较大，到目前虽然对新农村规划理论做了一些研究，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其现有规划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对新农村规划理论体系研究较少。很多地方对新农村从认识水平到规划技术上都存在一定误解，将新农村规划简单地认为是多建几栋房、多修几条路、多建几个工厂等，所以作出的规划图纸在实践中落实起来难度较大，也无法扭转现有村庄的实际面貌。

②现有新农村规划理论根本无法指导各具特色的农村的规划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各地差异较大，对新农村的理解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要想让各个地域的人都能接受新农村，至少在规划理论上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能拘泥于一种或几种常规模式。

③多数地方将新农村规划理论与小城镇规划理论混同起来。农村有其自身的特点，按小城镇的要求搞农村规划建设，不仅浪费成本、实施难度较大，最后还会搞得不城不乡，不利于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④多数新农村规划缺少与上层次规划的衔接。新农村规划涉及到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任何固步自封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要充分分析村庄在整个区域内的地位和优势，跳出“新农村规划来做新农村规划”的思维，真正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真正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4协调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发展

4.1摆正新农村和小城镇规划的顺序

“城乡建设，规划先行”已成为所有理论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的共识，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和小城镇规划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城乡健康发展的有利保障。要防止规划工作、管理工作中搞一刀切，更要防止形式主义的作法，同时也要改变以往把新农村规划与小城镇规划混同的做法。从规划理论上理清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实施顺序，将以“发展规划”为主的观念转变到以“结构规划”为重的思路上来；将“由上而下”的规划顺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规划顺序；将就村论村、就城论城的观念转变到整体分析、统一规划的理念上来。

4.2 从规划理论体系上完善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关系

小城镇由于规模小，发展不稳定，必须加强区域分析与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往的小城镇总体规划虽然强调做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深度，而实际操作当中对规划的范围多是围绕抒镇建设用地一块展开讨论，对于区域内的村庄基本情况了解和把握不够，使得镇域村镇体系规划成为摆设，无任何科学性和实用性。区域内一旦引进企业或某个产业进行调整，都会使整个规划修改过甚至要重新做过，规划根本无法指导和促进乡村的发展，有时反而 为此，必须将新农村规划纳人小城镇规划当中，并且要“自下而上”逐级汇总，分析把握好自身的优势，整合资源、合理布局，留出空间为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步骤如图3所示。

5结束语

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3

1户籍情况的介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以来是制约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在新乡市农民户籍调查中，在问到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是否相同时，有84％选择“相同，都在农村”，15％的选择“不相同，居住地在农村，户口在城镇”，有1％的选择“相同，都在城镇”。经调查发现，15％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分离的原因是当地实施农村社区建设，有一部分社区属于试点社区，在政策上有所优惠，凡是首批入住社区的农民都得到城镇户口，并享受城镇的社保等公共服务。但是，仍然有84％的农民是农村户口，对这部分农民是否有进城落户的想法，进行了进城意愿方面的调查。笔者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允许农民转为城镇居民，那么进城落户的意愿有多强烈，调查数据显示，有76％的选择“进城生活”，19％的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3％的人选择“无所谓”，仅有2％的人选择“其他”。通过进一步了解，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的人年龄一般较大，舍不得脱离故土或者家中有常年生病的亲人需要照顾，也有一部分的人觉得城市的消费水平较高，生存较为困难。但是，大部分人希望进入城市生活，这对推进城镇化的建设是一个积极的动力。为此，调研组得出结论，新乡市在解决农村户籍制度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除了已经拿到城镇户口外，还有大部分农民有强烈的进城意愿，适当转换农村户口性质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释放巨大的经济效益。2房屋拆迁情况说明新乡市城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农村房屋的拆迁进程。调查数据显示：有89．3％选择“房屋已经被拆除”，9．2％选择“没有被拆除”，1．5％选择“已被列入拆迁范围”。按规划未来全市农村都要转换为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农民房屋被拆迁后农民利益是否会受损，拆迁补偿方式是怎样的？笔者对此进行调查发现：调研政府拆迁补偿方式时数据为，“集中建房”比例最大，占到93％，“货币补偿”仅为3％。据了解得知，当地的政策规定的补偿方式就是“集中建房”，农民按比例将原房屋进行估价，置换农村社区房屋，采取多退少补的形式进行。而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的是一些房屋处于交通要道附近，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用，在一定的博弈中产生。在农民房屋拆迁的调查中，政府采取集中建房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其财政紧张，没有能力采取货币补偿，这对乡镇的拆迁的进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政府可以借鉴外部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拆迁方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基层拆迁矛盾。3职业结构分布对当地农民的就业结构情况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务工”占41％，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产业集聚区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转换；“务农”占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地农业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作社或者产业经营，阻碍了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22％的“务农兼打工”，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进入工厂打工，这不利于农民专业化地进行生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用工的不稳定；4％的“个体户”，但这类个体户也进行了改变，由从前农村开小卖部进入到农村社区开大型超市，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就业转换。我们认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只有解决了就业方式的问题，才有利于农民生活方式、市民意识的转变。

二、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状况

1产业集聚现状及成效新乡市在走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加强了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了各类产业基地，在适应乡镇企业扩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创业就业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新乡市规划有37个产业集聚区，建成27个，其中13个获得省级确认。产业集聚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产业基地的发展也引起了新一轮的农民工返乡潮，返乡创业农民工6600人，创办企业5800余个，带动10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产业基地的发展促进了有效就业、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新乡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产业集聚基地是优化经济结构布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发展载体和平台，构筑新型工业化体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农民创业、促进中小城镇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产业集聚显现出的现实困境调查显示，新乡市产业集聚基地促进了产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据了解，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且主要靠政府投资，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筹资困难，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生活服务设施和中介机构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跟不上。目前，还未找到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对统筹城乡造成一定的影响。（2）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费用，纷纷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进行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地区产业集聚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只有进行规模的再扩大，然而，规模的扩大除了进行资金的自我积累外，还必须得到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响应支持。但是，在产业集聚区内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扶持措施还不够完善，大多数企业缩减投资，导致部分企业运转困难。（3）土地制约瓶颈明显。新乡市处于中部地区，土地面积较广，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占有量较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新乡市坚持粮食生产不放松、坚持保护耕地的方针政策，给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为载体，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与不断扩大的产业集聚区的矛盾逐渐显现。（4）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新乡市共计规划了37个产业集聚区，其中有13个被列入省级规划产业区。这13个产业积聚区，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的仅3个，最高的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总产值仅80．50亿元，其他24个集聚区更是规模较小。影响产业规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金融系统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土地制约瓶颈明显这三个方面，才造成产业区产值不容乐观的必然局面。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用运系统的观点协调解决。

三、结论

城市化论文 篇4

正如前文所述，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反映出某一区域(或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以及整体的发展形势，政府部门可利用成熟度评价结果来了解当前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关� 同时，对企业和消费者也都有积极意义：企业可以及时了解房地产业的整体状况和行业结构，掌握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差异性，使之洞悉市场变化趋势，发现投资机会，提高其投资时机、投资结构的决策准确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投资风险；有助于消费者认清市场，掌握市场发展的真实规律，不盲目跟风，选择适合自身的住房需求，从而有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可 ［1］通过对市场成熟度的研究，了解市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和表现，有助于解释目前市场上产品使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活动等。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进程的框架下涉及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初现端倪。1991年，沃克和弗拉纳根(WalkerandFlanagan，1991)最初用市场成熟度来研究中国香港房地产市场，认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具备高层次的机构投资、成熟的金融结构、规范的金融市场并且海外投资、机会点以及多样化收益都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等特征，这些指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2］之后，西科(Seek，1995)又增加了经济体的实力和类型、市场规模、完善的基础条件等市场成熟度考量指标。［3］关于市场成熟度方面，研究最为全面的是基奥和达西(KeoghandD''''Arcy，1999)，［4］他们在对市场成熟度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市场成熟度的涵义及考量指标重新进行界定，如使用和投资机会，灵活性，专业度，信息和研究性，开放度，标准化等指标。发展到今天，市场成熟度理论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和对象不同，还有以下几种定义：第一，市场成熟度是衡量市场进化程度的指标，以不断下滑的增长率为特征，当市场不再出现增长，就可以被视为饱和(Graham，2000)。［5］可以采用收入弹性作为具体的衡量指标，当收入弹性小于或等于1，即收入的增长不再创造更大比例的需求增长，市场就被视为完全成熟。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就是一个增长量不超过收入/经济增长的市场。当收入弹性为0，即收入的改变不再对需求产生任何影响，市场就被视为完全饱和。换言之，市场成熟维度的早期阶段则出现在收入弹性值不断下降但仍大于1的时候。第二，通过反映不断减小的增长率的时序曲线，如系数小于1的对数函数和集合函数、半对数曲线可以用来研究成熟度，而双曲线、修正的指数或对数曲线更适合用来定义饱和状态(Saunders等，1987)。［6］这种方法最主要的缺陷是仅考虑时间参数，忽略了驱动需求的其他重要因素，如收入和价格变化。第三，咨询公司卢森泰(Lucintel，200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把成熟市场定义为旅程数增长等于GDP增长加产量增长的和，任何附加增长都被定义为“生产”增长。为了量化一个市场的成熟程度，他们提出通过GDP+产量增长与旅程数增长的比值来定义的成熟度要素(MF)概念。当市场成熟，MF值就是100%。当市场还有“生产”增长，处于欠成熟阶段，MF值就应该小于100%。有关房地产市场成熟度的研究自1994年起就不曾间断。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城市房地产市场怎样形成、演进以及未来的表现，还能作为如何选择在不同城市、不同市场投放合适的房地产产品的决策指标。奇恩和邓特(ChinandDent，2005)采用Keogh的市场成熟度框架对东南亚的办公楼市场成熟度进行了研究。他们试图改进研究方法，确立明确的成熟度标准，建立1～10的评分范围，1代表最不发达的，10代表最发达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混合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给高效运作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活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大量机会。近来，皮鲁米(Pelumi，2012)以Nigeria为例对发展中国家的居住房市场进行了研究，把大量的信息流和高度遵循总体规划视为成熟居住房市场最重要的标志。目前，国内涉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的研究仅限于房地产成熟度模型方面的评价，如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JLL，2010)、俞海海(2008)［11］等都曾建立过相应模型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进行评价，虽然两者设定的评价指标相应有不同侧重，但对市场成熟度阶段的划分基本一致。也有个别文献只是将市场成熟度作为住房流动性的一个指标来分析(包华，2008;WuandZheng，2008)。基于以上分析，根据借鉴仲量联行的研究，笔者认为，评价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遵循以下4个指标：(1)房地产市场高度透明：市场信息能够自由流通、政策执行有力以及交易流程相对公平；(2)资本流通性强：在资本流入和流出方面与国际房地产资本市场紧密联系；(3)优秀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主要指环境可持续性、节能且管理优质的物业；(4)客户来源广泛：客户覆盖范围广，不仅限于国内客户，同时还有大量的国内外客户进驻(尤其是企业和总部)。根据以上评价指标，大致来说，自1998年城镇住房改革实施以来，我国整体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曲线攀升迅速，其市场表现和投资前景如下。

二、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

为全面分析我国各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笔者参考克而瑞信息集团的《2013年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分别从市场需求、市场供求、市场容量以及外部因素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对分类指标进行相应完善，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采用常住户籍人口比、城市动迁增量需求、人口复合增长速度、居住面积改善性需求、租赁市场住房户比例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情况；采用土地供求情况、房屋供求情况、实际房价增长率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市场供求关系；采用人均购房面积、城镇职工工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房价收入比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市场容量；采用该城市的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城市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值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外部因素。表4显示，一线城市以及二线城市的市场投资前景相对较高，6个一线和22个二线城市全部进入前50排行，37.5%的三线城市进入前50排行，四线城市除廊坊进入前50排名外其他普遍排名偏后。二线城市中苏州、青岛、宁波等非直辖市城市的市场容量也有较大发展空间，主要是由于外来企业的不断进入，城区不断扩展，人口快速导入。此外，随着整个京津冀一体化和大七环格局的形成，廊坊也进入了城市房地产投资前景的前50名，具备一定的投资潜力。而从各类城市得分来看，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平均得分最高，按城市线别，平均得分及中位数依次递减。二线城市总体排名较为靠前，常州、东莞等个别二线城市由于市场较为成熟，短期内市场容量空间有限，因此得分较低；三线城市的个别城市得分较高，主要是这类城市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期，其城市市场投资前景较大；而四线城市由于市场处起步阶段，总体得分偏低。

三、总结与对策建议

本文从我国新型城市化入手，就城市化进程、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及投资前景之间的关联性做了论述，并采用统计方法对我国286个地级城市的城市分级和投资前景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新阶段，房地产应该改善以往粗放型发展模式，注重提高房地产市场的成熟度；相比一、二线城市，当前三、四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不高，反应出我国不少城市还具备一定的投资前景；而从各城市房地产的投资前景排序来看，房地产市场成熟度与投资前景并不是直接的线性关系，成熟度相对较高的城市也可能具有较好的投资前景。基于以上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就城市房地产开发来说，尤其对房地产开发商和经营商来说，应转变原有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注重房地产市场成熟度的培育和提升。第二，对房地产投资者来说，应将市场成熟度作为投资前景的主要考虑因素，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趋稳的形势下，应不仅局限于获取房价上涨的收益。第三，对政策制定方面来说，应注重培育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提升城市和物业的软性条件，这将是城市管理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一大思路。

城市化论文 篇5

论文摘要：英国从11世纪“城市兴起”至18世纪工业革命的7个世纪间，劳动力转移进程缓慢，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不及工业革命后一个世纪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政治上封建农奴制阻碍农村人口流动；经济上农业生产力落后，难以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观念上封建传统思想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

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历史运动，到1851年时英国已经有超过一半(510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不过，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并不始于工业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由来已久，在工业革命以前一直存在着，如果从11世纪“城市兴起”算起，至工业革命发生已有六七百年之久，然而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仅占到2100，农村中多数居民(一半以上人口)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可见，工业革命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展缓慢，在7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竟然不及工业革命后一个世纪的成果。

关于工业革命加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中外学者多有论述，而对于工业革命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异常缓慢、严重滞后状况则视为正常现象，很少专门论及。本文试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在中世纪，英国农奴制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在封建农奴制下，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迁徙权利和婚姻自由，也没有择业权利，英国法学家勃拉克顿的名言“今天晚上还不知道明天早上将要做什么”，正是对一个人农奴身份的典型写照。由于没有所耕种份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农奴要为封建领主提供劳役来换取对这一小块土地的耕种权。在农业区劳役多是一些耕、播、收割之类农事。据中世纪史专家马克直先生研究，农奴1月份往地里送肥料，肥料送完耕种春播地；4月份翻耕休耕地，种蔬菜、修整果园，一直做到5月末；6月份收割干草，再耕一次休耕地，然后在春播地上除草；8月份收割谷物，主要是大麦、小麦、燕麦和裸麦，收割后进行运输、打谷工作；10月份进行秋耕秋种，播种冬小麦，此外，还要采集水果、林中伐木和修缮房屋。除了正常劳役“周工”外，农奴还要给领主“帮工”(boon-work)，主要在6月份干草收割和8月份的秋收季节。在没有领主自营地的庄园，劳役则多是剪羊毛，牧羊、牛、猪，修理羊圈，提供运输，修路等其他形式。可见，农奴们大部分时间须为领主服劳役以及在自己份地上进行农业劳动，不能自由从事庄园手工业等其他生产活动。

除领有份地的农奴外，英国庄园里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小土地持有者(Small-holder),“因为闲暇时间较维兰大农为多，他们偶尔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不过，我们不能过高估计这些小农的“自由”权利，这种自由是“相对的自由”，是与维兰大农的不自由相比较而言的，当他们的自由与领主的意志发生冲突时，自由就不复存在。在许多庄园，领主农忙季节的“帮工”不仅要求农奴参加，也往往要求自由佃户到场，包括村庄里“绝大多数强壮人口”;对于数月或半年召开一次的庄园法庭，有关农奴事宜的亦要求自由佃户出席；在有“自由农民故乡”之称的肯特郡，许多自由农民也要承担轻微劳役。可见，封建庄园里的农民，无论维兰大农还是自由小农，他们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较之从事家庭副业、商贸活动所需要的自由相去甚远。

因此，封建农奴制无疑阻碍了农村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大多数农奴基本上被固定在份地或领主自营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在英格兰农业劳动力行业流动获得较大发展的地区，像英格兰西南诸郡、东南肯特威尔顿(KentWeald)地区以及北部兰开夏等郡，都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封建庄园领主权威软弱、份地“碎化”、农奴各种负担很轻。相反，在庄园化充分、劳役制度占主导地位的中部低地地区，畜牧业和纺织业等发展非常缓慢，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规模很小。同样，在劳役制度占主导地位的东欧地区，尤其是在俄国，劳动力转移出现同样的发展轨迹。随着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封建剥削形式出现了由实物租、货币租向劳役租“逆转”的趋势，许多中层世袭领主和采邑地主也积极仿效寺院做法，改行劳役制经营方式，剥削量由1/4而1/3，甚至达到农民劳动量的1/2结果，俄国工业发展长期落后，城市经济亦发展迟缓，市民阶层力量十分弱小。长期存在的封建农奴制无疑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而易见，只有在庄园“萎缩”时期或农奴制松动之际，封建领主才会放松对广大农村居民的政治压迫和人身束缚，农村劳动力较大规模的流动才 正如工业史专家彼得·克里德特所判断的，“对人口流动施加限制是与农奴制相联系的，它会越来越变成工业发展的障碍，显而易见，后者的发展会促成农奴制的瓦解”。研究英国农民问题的一位中国学者也做出类似论断：英国农村纺织业的发展与封建经济结构之间关系是离心的，“前者的发展促使后者的解体”。因此，封建农奴制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对立的，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历史表明，随着农奴制解体和近代社会到来，劳动力转移才由石缝间的细流转变成汹涌澎湃、不可遏止的移民大潮，农奴制的每一次松动都成为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发展的契机。

在经济层面，工业革命前农业生产力落后是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指出：由于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社会上半数人口的劳动就足以供应全部人口的食物。所以，农村耕作技术的改良先于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发展，“只有先增加农村产品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当代著名科学史家贝纳(J.D.Ber-nal)也认为：“要建立城市，必先提高农业技术，使产生多余的农作物以维持城市中的非食物生产者。因此，中国学者侯建新断言，只有在粮食生产和耕作技术获得一定基础后，才可能有城市和畜牧业的较大发展，如果农业生产者在维持该社会的衣食之需外不能生产出相当的农产剩余，那么不仅农业本身不可能拥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实现传统农业的改造，更不可能从农业中分离出独立的手工业、商业和其他非农生产部门。所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无论是农奴逃亡到城市，抑或一部分乡民转而从事非农产业，其背后的原因都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以农业不断进步、农产品剩余不断增长为前提的。中世纪的城市复兴正是在西欧农业获得一定进步的背景下取得的。

根据中世纪农业史家蒂托从温切斯特郡的卷筒卷宗(财政署大档)搜集的证据来看，13至14世纪时，英格兰各地庄园的谷物产量差别很大，像东米恩(EastMeon)的产量为种子的5倍以上，而在彼邵普思萨顿(BishopsSutton)产量只有种子量的2倍，在向北一些的鲍克拉尔(Burghclere)，虽然同在汉普郡，产量是种子的6.3倍。在威尔特郡西部的东淖尔(EastKnoyle)，收获量仅有2或3夸特，与播种的种子量相同，而邻郡东萨默塞特的利姆顿(Rimp-ton)，与东淖尔只一边界线之隔，收获粮食为种子数量的5.5倍。在1316年，摩尔顿(Moreton)收获量不及去年秋季播种的1/3，而法尔汉(Fareham)收成继续好于往年。利姆顿的小麦产量由1314年播种量的8.72倍下降为1316年的1.17倍，随即在1318年恢复到7.75倍。但是，7倍或8倍种子量的产量是比较罕见的，蒂托考察了近3000次庄园麦收，估算了小麦产量，发现其中仅有5次总产量超过播种量的9倍。

总的来看，在1250-1350年间，温切斯特郡庄园主要谷物产量大多徘徊在种子量的3-5倍之间。此外，经济史家佩因特教授考察了270个男爵地产，发现13世纪中叶那些地产上的庄园平均收人比一个多世纪以前增长6000，平均年增长率仅为。.600，在下一个世纪里更低，125。一1350年间年增长率降到0.28%一0.32%。

显而易见，落后的中世纪农业难以供养大量城市非农人口，城市化在中世纪也就只能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运动。尽管英国中世纪也出现“城市兴起”，不过当时的城市人口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许多市民仍然在城市边耕种一小块地，还要向领主交纳继承税和承担一定的劳役。即使规模较大的中世纪城镇也具有浓厚的乡村气息，这是非常普遍的。像剑桥、考文垂、诺丁汉、沃里克、莱斯特城镇等周围均为耕地、草地和牧场包围，还有的城镇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英国中世纪农民史专家希尔顿直接将小城镇称为“农村社会的一部分”。可见，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城市化，是同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相适应的。

因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难以将大量农村人口“推出”土地，相反，生产率低下还使得农业人口不得不依附于土地。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业生产力落后是英国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最致命的因素之一。

除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因素外，劳动力转移还受到封建农本社会思想和观念的制约。农业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农民依恋土地，渴望世代拥有土地，与此密切相连的是农业社会在地理上相对静止，流动性很小。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显然不符合传统社会正统观念，很难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这种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动，我们通过第一、第二代市民经商致富后所做的决定，可以明了这一点。法制史家泰格发现，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致富后往往“放弃手工业和创业家的活动，移居乡间，购买土地，与贵族联姻”等等，目的很简单，只不过是按照封建标准获得封建秩序中的正统地位。他们“企盼的乃是成为贵族……他们是在力求适应而非消灭封建社会的一切利益”。所以，不仅封建统治阶级，包括被统治阶级像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都在下意识里接受了上流社会的主流意识，并以此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超级秘书网

在相当程度上，西欧的非农从业人员同我们中国古代“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行径如出一辙。体现在政治上，这些商人寡头团体掌握城镇权力后，一般仅满足于封建政权下一定程度的自治，或卵翼于封建领主摩下，或为王权驱使，其目标亦是“在封建政权内获得一席之地，而不是推翻它”。在近代早期此种情形依然存在。商人在许多方面尤其在地位上低于绅士。晚至1669年，钱伯雷·爱德华声言：“从古至今，商人就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世纪以前的一本小册子还在争论商人之子是否因从事学徒而失去绅士资格。甚至直到19世纪初时，商人地位低于绅士的状况仍存在着。在1803年制定的一个18世纪名人表里，人们找不到一个工厂主或发明家的名字，陶器工业的缔造者韦奇伍德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在做多塞特郡郡长时，不得不忍受该郡绅士们不太隐匿的轻视，因为他毕竟不过是一个陶器工人而已。

城市化论文 篇6

论文提要：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本文从城市化的涵义出发，简要分析建国以来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以及制度创新四个维度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部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产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超级秘书网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 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许抄军，罗能生，王家清。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2007.8.

城市化论文 篇7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 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四

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8

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来看，概括起来有三种。第一种路径是特大中城市依靠向郊区征地不断发展其中心城区推动城镇化发展。尽管特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还有一定的向郊区发展空间和人口吸纳能力，但其中心城区的发展已受土地、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出现城市环境污染、高楼林立与棚户区并存、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特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承载能力的提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中心城区吸纳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二种路径是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推动城镇化发展。由于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大量优质教育资源集中配置在城市，部分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女在城市享有优质的教育。但这部分人并没有放弃其过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年中农忙时仍然回归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从中获得收益。农闲时就在城镇务工获取收入。这部分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充其量只能称得上半市民化。第三种路径是通过增加小城镇数量和扩大小城镇人口承载能力推动城镇化发展。但是小城镇的土地大部分属于集体性质的而不能流转，城市等级化管理导致小城镇缺乏竞争力，小城镇税收中的大部分都要上缴，留给自身发展的资金较少，所以小城镇难以解决城镇建设、外来人口的就业和住房等问题，缺乏成长起来的基础。以上三种发展路径，不管是那一种都面临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导致的伪城镇化、农民工或进城农民家庭人员与市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非均等化等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

（一）放开城镇户籍制度

目前放开城镇户籍制度，并非一步到位，要因地制宜，分步消除城乡户籍差异，有效促进人口在城镇之间合理、有序的流动。放开城镇户籍制度，具体可以分五种情况考虑。①严格控制落户。只有在特大城市工作10年以上并且对住房拥有产权的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可落户特大城市。②设定合理落户条件。对在大城市工作10年以上或者工作5年以上并且对住房拥有产权的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可落户大城市。③有序放开落户限制。只要有稳定工作或者对住房拥有产权的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可落户中等城市。同时根据中等城市建设进程和新增人口承载能力，逐步放开还未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落户中等城市的条件。④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对现有小城镇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的落户，只要他们愿意就可直接落户小城镇。同时小城镇要率先进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全面改革，彻底清除影响农业人口直接落户小城镇的各种障碍。⑤鼓励就近落户。对不符合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落户条件的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的户口可以鼓励落户到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同时可以考虑采取适度、有效的户籍鼓励政策，引导农业人口主要在就近的小城镇落户。

（二）放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积极放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出让、租赁、入股等多种方式进行流转，主要用于城镇的工业新区、第三产业发展区、居民住宅小区的建设，以及现代农业产业投资园区的建设等。当然要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顺利地流转起来，一是要进行确权，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有形、实物和合法化。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要用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二是要在全国各地加快建立统一的土地流转交易市场。这样使确权后的土地，有自由流转交易的场所。从而通过市场行为，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能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城镇建设用地靠征地方式存在的比较突出的征地补偿矛盾。另一方面能使进城务工农民或市民化后，自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交易，例如通过入股将土地流转给现代农业企业等以定期获得投资收益，或者通过出让将土地流转出去以一次性获得收益，从而盘活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

（三）以产业集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上的，不能脱离产业的发展而发展。农民进城从农业人口转变成非农业人口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只有城镇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农民才有可能常住城镇，才有市民化的要求，这是城镇化的基础。而进城农民要就业，城镇就必须要有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新型城镇化才能真正推进。为此在城镇要重点实施集聚式发展策略，引导产业向特、大、中城市、特别是小城镇集聚发展，从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这种集聚式发展可以分为二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加快特、大、中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集聚发展，不断提升特、大、中城市的城镇化质量。第二层次是要立足地方特色资源和已有的产业基础，加快小城镇的产业集聚发展，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四）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体系

要从制度上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市民化后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均等化和全覆盖，这样就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体系。一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就业制度，确保市民化后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平等竞争获得均等的就业机会。二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教育制度，确保市民化后的每个人有同等权力享受同等条件的职业培训教育、随迁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三是要建立健全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保障制度，确保市民化后的每个人有平等享受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权力。四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市民化后的每个人享受同等待遇的社会保障。

（五）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一是要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因地制宜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布局产业、商贸、生活区域，促进城区人口、居住、产业、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要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促进新型产业向城区集聚。三是要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通力合作，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和互补合力，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四是要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聚散功能和综合实力，充分发挥特大中城市对其周边小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六）以小城镇为重点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小城镇在吸纳人口方面，特别是将当地农业人口转化成城镇人口，提高城镇化率方面有着其自身独特优势。其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对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而言，小城镇由于可用于城区规模扩大的规划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再加上有比较好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在原有小城镇人口容量基础上增加1-5倍左右的人口容量是可行的，是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的。二是小城镇主要是吸纳当地农业人口进城成为永久性居民，他们在生活习惯、文化品味、人际交流方式等方面与小城镇市民更接近，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小城镇。三是小城镇的就业门槛从总体上来看相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普遍要低一些，有利于当地农业人口进城成为永久性居民后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生存技能。四是小城镇的物价水平（特别是住房价格）相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普遍要低，这种相对低的生活成本有利于当地农业人口进城成为永久性居民后更容易安居下来。

三、结语

城市化论文 篇9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要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4％，18年间增幅达到27％，我国也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进人到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

我国学者分别从工业化、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制度与政策等角度，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基于理论分析，或简单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就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作出具体判断。

一、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城市化初期产业结构中农业占主导，工业次之，服务业比例最小；加速时期工业比重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小；高级阶段则是第三产业、工业、农业依次排列这显示出城市化各阶段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农业从业者向非农业从业者转变，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化对产业化升级起着支撑、拉动作用，其内在机制表现为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城市化也会促进金融发展。按照Patrick的金融供给领先理论，金融发展使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或降低风险的金融服务，为城市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同时，按照Patrick的金融需求追随理论，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大规模的、更为复杂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扩大、风险的规避等，从而又促进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二、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

1．城市化指标(e1)。现有文献中，城市化水平有用城市人口占城市和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也有用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本文采用了前者，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金融发展指标。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大致可分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通常用M：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但(2002)的研究结果认为，该指标已不能准确地衡量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本文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银行系统的规模远远超过金融市场的规模。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本文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GDP进行了消胀，用上年和本年名义值的平均值来表示剔除了价格影响后的银行贷款实际值。

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整个金融系统的中介效率是很多研究中的做法，本文用金融机构的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3．产业结构升级指标(CG)。产业结构就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差别较大，1978年以后的数据更能体现我国城市化的变化，故本文实证研究时间跨度为1978年一2007年。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实证研究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协整性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l可知，时间序列CI、FD、FE和CG都是阶单整序列。

虽然时间序列CI、FD、FE和CG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也即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这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使用AIC、SC最小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确定用于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阶数为3，并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协整模型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表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r≤2的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其中一个协整向量对应的协整关系为：

中国论文联盟-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由(1)式可知，就长期而言，我国城市化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由于本文涉及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故需要拟合一个VAR(4)模型。每个单方程的具体Wald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检验结果看，就短期而言，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特别是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48．6％和4O．1％，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26．79％和32．3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44．94％。我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相同产业结构的世界城市化一般水平，这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及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方针是直接相关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显著，势必会对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因果促进作用。

(四)方差分解

我们应用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来分析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度，方差分解是分析每一个结构性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下图是用方差分解得到的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图。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很大，达到了70％左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仅为15％左右。这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作用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小，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理论上应该协同发展的系统在我国出现了一定的失衡现象，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于城市化的进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方法，对1978年一2007年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长期看，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城市化进程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第二，短期内，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但反方向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城市化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第三，金融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分别为70％和15％左右，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