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音乐史学习的思考论文（通用6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下面是爱岗敬业的小编为家人们找到的6篇西方音乐史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参考阅读，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西方音乐史论文 篇1

学科定位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发展方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方法讨论的热潮，针对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于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之后，学界不断地关注探索这个问题，除了西方音乐史学界蔡良玉、杨燕迪、孙国忠、刘经树、叶松荣等人的重要文章之外，也不断有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进行研究。但是，真正明确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的文章却不多见，较重要的有祁宜婷于1999年发表的《为音乐史正名——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西方音乐史学》一文。该文章认为西方音乐史学是历史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强调西方音乐史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批评了该学科存在的侧重音乐学的观念。但是文章没有进一步论述该学科在历史学中的具体定位。

2010年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三届西方音乐学年会，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研究，提交会议的一百五十多篇论文，分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音乐分析与音乐阐释，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跨文化、中西音乐比较，社会学角度，思想史，浪漫主义音乐研究，其他等十个专题。仍然没有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归属的论文。这种情况反映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故本文从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发，来讨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与归属问题，希望能更进一步认清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归属，以利于更好地探讨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

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萧友梅、青主、黄自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

③60年代与文革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

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钱仁康、于润洋、李应华、刘经树、沈旋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著名的作曲家的最著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著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王晡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他主张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4](P4)。1885年，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明确了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并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做了修订，将音乐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音乐学、体系的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音乐学(即后来的比较音乐学)四个大的部分。虽然后来德国学者德列格(H.H.Draeger)、维奥拉(W.Wiora)、斯洛伐克的艾尔舍克(O.Elschek)先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3年对阿德勒的学科体系做了不同的修订，但音乐史学始终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

(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

(2)“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

(3)“ 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 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就是说，历史I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II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人类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识与解释，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史学理论，这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与解释，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构成了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学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历史的叙述；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三是历史诠释学，即对第二层面的研究与阐发。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三层面，特别是第三层面。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在古希腊，历史由九位缪斯中的克里奥所掌管，可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当前的学科划分，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自认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而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被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知识。历史学被划归在人文学科领域，但是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界仍然有争议，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6]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就在于其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重特性。

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群，或曰学科体系，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包罗万象，涉及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一般按照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来划分为三个学科群：

(1)从空间跨度来分，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

(2)从时间跨度来分，可分为通史与断代史；

(3)从人类活动领域，分为各种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

通过上述对历史学的学科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它是历史学之中的一门专门史，它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在音乐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或者说，是研究人类音乐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当然，这种专门史又可以按照空间跨度，分为法国音乐史、意大利音乐史、德奥音乐史等；按照时间的跨度又可以分为西方音乐通史和各个时期的断代史，如中世纪音乐史、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史、巴洛克时期音乐史等；也可以按照音乐实践活动的具体领域，分为作曲技术发展史、音乐美学史、钢琴艺术史等等更详细的专门史。

四、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学是音乐学的子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子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要求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这一点，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中做得还很不够。纵观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直到安布罗斯(奥地利，Ambros A.W.1916-1876)的五卷本通史(1862-1882)，才摆脱仅仅收集史料的做法的影响，首先采用“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史料进行解释，而此后的H.里曼的五卷本《音乐史纲要》(1904)，则“力图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去把握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表现出一种从风格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术特点。”[4](P49)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对历史的解释，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前者影响到20世纪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后者影响到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西方音乐史学，既是音乐学的子学科，更是历史学的子学科。目前，西方音乐史学主要是在音乐院校开设，那是因为其音乐艺术的技术性要求。但是，现在往往忽视了其历史学的学科属性。[1]作为历史学的子学科，要求我们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要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即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确定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历史解释。

西方音乐史学在我国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准自己的学科定位。我们可以参看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界定。“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就是系统地收集、客观地评价与历史上发生事件有关的资料，以论证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发展趋势，在对传统音乐的。抢救、保存、整理和研究中寻求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对其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等问题做出精确的描述和阐释，进而解释现代的音乐活动，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7](P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主要是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因果关系与发展趋势，总结音乐发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其目的是解释历史中的人的精神活动，并进而促进音乐艺术的发展。对于西方音乐史学来讲，由于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国人收集史料有较大的困难，但是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无所作为，就不能对西方音乐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就不能为音乐艺术的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一点，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人士在认识上还不够明确。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不明确，没有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在承认自己是音乐学的子学科的同时，更要承认自己的历史学学科属性，树立历史学的学科意识，遵循历史学的学科要求进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音乐历史研究的是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而不是仅仅研究作品。西方音乐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西方音乐的历史；西方音乐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其次才是西方音乐史学。

参考文献

[1]祁宜婷。为音乐史正名——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西方音乐史学[J].《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03期。

[2](德)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M]. 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 出版社，2006.07.

[3]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上、下) [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03、04期。

[4]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03，

[5]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07，

[6]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J].《史学理论研究》1996.6

[7]李虻。音乐研究的方法与论文写作知识问答[M].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08.

西方音乐史论文 篇2

题目：

试析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心态

摘要：

从我国现有的条件看，要研究西方音乐史还没有足够的资源，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西方音乐史在我国其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本文就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

西方音乐；研究；文化心态

从我国目前条件上看，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是很有局限的，比如，在我国的图书馆里对于国外的一些藏书、原着的文稿、外国的音乐原作作品并不多，而能够出国学习的研究者并不多，这就给研究西方音乐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国的研究者从外语水平上看，普遍较低，给阅读原文带来困难，这就使原版引进或译着并不多，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使专业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受到限制，大失信心，所以，虽然最初选择了从事外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但最后还是没能坚持初衷，他们经常对本学科的情境担忧，而关键问题却是文化心态。

一、研究的文化心态

中华民族不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史，同时具有文化向心力和博大的胸怀，对于外来的文化具有着包容的精神，对外国文明也具有很强的自信心。如今是信息时代，复杂纷繁的文化观扰乱了人们的心，但对于西方的理论，依然有很高的关注度，只是出发点不同。

人类不断经历着变革，全球经济一体化，可是各种文化领域依然有坚固的堡垒。在所谓的“艺术阴谋”下一边堤防着一边去进行学习研究，这种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一定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们要敞开心态，开放包容，去学习和研究西方音乐史。人类所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的满足感，只有当物质和精神都达到了满足，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这是西方和我们所达成的共识。换而言之，只有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最终才能够使人类升华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是一种音乐艺术，它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食粮。人类的进步和音乐的创作是脱离不开的，也是人类优势生命体构成的一部分。

西方音乐史对音乐进行了记录并进行了分析，它重塑了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探究，从而反应出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我们一定要向国外虚心地学习，可是，也不该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文化角度出发，放眼去看外国的文化，吸取精华，放弃糟粕，为我所用，用他国之长处补我们之短处，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西方音乐史学术思辨成果，为我国的学术做出贡献，使我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不断拓宽。

二、理解与平衡文化心态

有人认为，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处在一个两难之地，在西方音乐史和评论研究之间，既要有理论思维，又要有艺术感悟，而这两者间无疑存在着矛盾，从而会直接影响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然而，换个角度看，其实我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是有着很多优势的。中国文化对于“总括”这种具体的概念比较重视，而对于“推概”这种抽象的东西却不是很重视。而西方音乐史是属于人文学科类，它非常适合于“总括”，却不适合于“推概”。中国人很擅长的是，直接通过事物的内在、体察心灵与事物之间的共鸣。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于诗意，这的确对逻辑思维产生了影响，但是，中国人对于逻辑思维能力却不缺乏，只是在研究问题时，不经常运用逻辑思维方式，因此，这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并能构成影响。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把理论思维能够和艺术感悟很好地进行结合，那对于研究西方音乐史来讲，应该能有一番大作为。

近几年，研究西方音乐史的人士有上升的趋势，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了成果，但是，和中国的其他艺术相比，显得有些缓慢，在进行研究中，遇到的常见困难：一，资料来源存在问题。要想从国外取得第一手材料，必然会造成物力、财力、精力上的大量耗费，所取得的材料还要进行真伪的甄别，这就加大了工作的难度。二，语言方面存在问题。即便取得了第一手材料，而且也很可靠，但是，怎样才能使翻译得比较准确，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聘请专业人员，不仅要懂外语，还要动西方音乐史，而这方面的人才又非常的欠缺。三，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这一点是很难克服的，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上会有很大的误区。四，我国人们对于西方社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缺乏。想要很好地研究西方音乐史，就要正确地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且对其要深入正确地理解，因为，西方音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影响都很深，所以，不得不对西方音乐史材料的翻译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甚至显得有些苛刻。

如今，中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科学价值，这就难免会存在着学科和文化上的差异。

怎样使文化心态达到理解和平衡，这是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基础条件，所以，我们要用理解和包容的心态，接受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的文化艺术的差异性，找到两者的平衡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西方音乐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未来面临更多的是机遇，因为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还具有更大的潜力和价值、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我国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我国音乐学者想要发展民族音乐，西方音乐史无疑是很好的借鉴，所以，西方音乐史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班丽霞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缺失[J]人民音乐。2009,09

[2]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之路[J]音乐研究。2013,03

西方音乐史论文 篇3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20世纪末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全新音乐教育哲学，对音乐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些理念甚至颠覆了传统的音乐审美教育哲学，其代表人物戴维？埃里奥特认为音乐的教学活动在于实践，在于行动，他主张在音乐教学中应当以音乐表演为中心，结合音乐欣赏、音乐创造等活动，重视学生的亲身参与、感受和体验。音乐教育的核心知识不是关于旋律、和声或其他要素的语言概念，而是以行为为基础的，是教学生如何在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的行为中音乐性地思考的知识？。人类的一切活动证明：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为认识提供可能和所必需的信息，使人们获得并不断发展思维能力。该哲学符合《实践论》中重视行动和过程的主导思想，注重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该哲学思想的优势在于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杜威的“做中学”如出一辙。

音乐课程是一种活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例如声乐演唱和乐器演奏都需要学生亲身实践，这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融入音乐的特定文化语境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课程通过介绍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风格、音乐相关文化背景、代表作曲家并欣赏各时期代表性音乐作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感受音乐进而促进其音乐表演实践，可以说“中西方音乐史”课程是提升学生音乐文化素养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如埃里奥特所说，对作品相关背景的分析是一个专业聆听者所知道的和建构的内容之一，并因而是一个专业聆听者所能享受的部分？。作为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进程，音乐聆听包括建构音乐声音的认知的文化侧面<S1。然而，在“中西方音乐史”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中心，主要通过语言和多媒体教学辅助手段来帮助学生了解音乐历史、人物以及所发生的事件’主要关注学生对史实的记忆和掌握，这样的教学模式导致很多学生认为此类课程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他们的音乐理论学习与音乐实践活动相脱离。例如，在近期我们对部分毕业生所作的调查问卷中，在“大学期间，你感觉受益最深的三门课程”这一项中，仅有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中西方音乐史”。这从侧面反映了“中西方音乐史”的教学现状不容乐观，我们必须改进教育理念，转变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效果。

笔者根据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中的观点，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高校“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改进方案，以期与同行共同商榷。

一、拓展课堂教学内容，教会学生欣赏方法

不少教师在“中西方音乐史”课程的教学中以理论知识讲授为主，虽然涉及音乐欣赏环节，但仅限于聆听，对如何聆听、如何理解和把握音乐并没有介绍，这导致很多经过四年专业音乐学习的学生，面对一首音乐作品仍然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去欣赏，更无法运用所学到的音乐史知识来指导自己的音乐表演。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对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的重要部分的卓越诠释和表演足以具体证明，一个学生理解了该作品的相关方面和特点，并知道如何指导他在音乐行为中的思维？。音乐聆听是一种丰富的思维和认识，是自我发展、自知自觉和乐趣的丰富源泉。音乐素养是在音乐聆听的语境下实现这些生命价值的关键？。因此，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的音乐欣赏环节，教师应教给学生欣赏音乐的方法。

笔者认为，音乐欣赏环节的教学可以从音乐本体和音乐史实两个方面展开。音乐本体是指基于音乐本身相关因素的欣赏，包括音乐的旋律、节奏、乐器或演唱者的音色、和声、曲式、调式调性等。对音乐史实方面的欣赏应当基于该音乐作品所处时代的整体风格、音乐作曲家个人经历以及创作该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生理解音乐作品，把握音乐作品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对于中国音乐史音乐作品的欣赏，要引导学生感受音色，把握意境。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受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学观影响，并不注重准确的音准、节奏，而更加注重通过音色的细微变化营造音乐作品的独特意境。例如：欣赏姜夔的自度曲《扬州慢》时，可以让学生了解该曲所表达的含义，通过欣赏乐曲，感受其旋律中的一些独特进行，例如四度和七度音，或一些变化的宫音、商音和徵音等，发现其与我国现代民间音乐的一些不同之处，感受宋代音乐的独特艺术魅力。再如：欣赏根据唐代王维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谱写，被誉为我国十大琴曲之一的《阳关三叠》时，教师可以通过诗词介绍，先让学生理解诗中所饱含的深沉的惜别之情，体会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对即将远行的友人无限留恋的诚挚情感，让学生带着这种情感去欣赏音乐作品，并带着感情演唱改编后的混声合唱《阳关三叠》。在这种不断升华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在感受、聆听、欣赏以及演唱中充分体会音乐作品的意境。

二、转变课堂教学中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传统的“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往往以教师为课堂教学中心，学生缺少主动意识，缺少独立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今信息时代，面X才众多的网络媒体，我们不断反思一个问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教给学生的？如今，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获取音乐史知识和音响资料，如果教师仍然照本宣科就会让学生们觉得音乐史课程枯燥无味，书本上的知识自己可以看，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音乐史课程教学究竟要传授什么知识呢？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认真挑选各个种类的音乐，使学生对音乐表演实践和音乐聆听进行专业思考。让学生以音乐表达为目的，通过比较和对比表现性和非表现性唱片来进行音乐教学活动？。从人类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学、符号学和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研究音乐，加深了我们对文化和意识调节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方式的理解可见，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从多个视角、多种维度去分析和研究音乐，使其获得对音乐更为全面的认识。

笔者认为，在“中西方音乐史”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对音乐家及音乐作品的研究能力，从而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将课堂的主动权更多地交给学生，可以提前布置任务，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自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搜索知识信息，并带着问题回到课堂上，大家在一起交流、分析、讨论。只有通过自己深人思考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掌握的知识。

教师可从两方面为学生划定选材范围。一是让学生以某一作品为例归纳音乐欣赏的方法，同时结合个人的演奏演唱经验，完成一篇音乐作品研究论文。例如，在欣赏肖邦的钢琴作品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其音乐的旋律表现形式、和声的转换与变化、结构的设计安排以及音色的明暗对比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结合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自身的演奏经验等，全面认识音乐作品。这样，通过对音乐作品、作曲家不断深人的分析和研究，学生不仅能够将个人的欣赏经验转化为理性的认识，还逐渐形成了思考和写作的习惯，这种良好的音乐写作习惯将对他们今后的音乐学习产生深刻的影响。二是让学生对音乐历史人物或音乐作品进行比较，以获得音乐历史知识，从而对音乐史实、音乐家及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在西方音乐史巴洛克时期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比较巴赫、亨德尔及斯卡拉第三位作曲家，充分感受该时期音乐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学生通过研究其音乐作品的体裁、风格、音乐技法的运用及演奏特点等，在把握该时期总体音乐风格的基础上，理解了三位作曲家音乐创作中的不同之处，这会给学生今后表演这几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带来重要的启示。

三、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传统的“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形式太过单一，以教师讲授、学生聆听为主，学生往往扮演“被动聆听者”的角色。由于无法亲身参与到音乐实践活动中，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并不浓厚，对学习的投入不够，教学效果不明显。此外，学生对“中西方音乐史”课程内容缺乏系统了解，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提出：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就必须让学生加入到他们想学习的音乐实践(或音乐文化）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教学情况的真实性对于学生音乐学习和学习深度有着决定性作用，即知识不能从其学习和使用的原语境中分离出来。培养音乐素养便意味着将学生引人特别的音乐文化中去？。“实践”一词强调音乐应该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音乐创造和音乐聆听有关，并以此来证明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必须紧密联系音乐表演和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亲身体验。

笔者认为，“中西方音乐史”教学应综合更多形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和音乐实践能力。首先，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课堂音乐会的形式，让学生现场展示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乐器演奏、声乐演唱，这样既能够锻炼学生的音乐演奏水平，同时又能让学生有机会现场感受音乐作品的魅力，为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把握音乐作品的风格特色，形成对该乐器、该时期音乐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认识提供有益的帮助。其次，可以组织开展各类艺术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获取更多的音乐感悟。例如，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介绍金湘创作的近现代歌剧《原野》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从多方面搜集资料，包括歌剧的视频、金湘先生对作品创作的介绍以及多方面的评论和反映等，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自导自演这部歌剧。再如，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人，而他早年居住的青果巷是常州历史名人聚集处。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探访名人故居，感受那里独特的人文氛围，使其对赵元任的作品有更为直观的认识。通过这样的音乐实践活动，学生加深了对音乐作品、音乐作曲家的理解。再次，可以通过开展教学实践活动，让学生走上讲台，锻炼口才，培养教态，增长经验，同时，教师对他们的教态、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评价与建议。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可以了解教学的基本过程，能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反思自己的学习，从而获得经验，不断进步。

在现今学科大综合的背景下，以往那种技能课教师仅仅教授学生演奏或演唱技巧，理论课教师单纯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巳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教师应当积极转变观念，以培养具备综合素养的高层次人才为己任，在教学的过程中触类旁通，让学生获得相似的学习经验，并在音乐表演过程中融人更多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正如埃里奥特教授所说：未来依赖于通过继续提高我们对音乐的哲学理解，以及通过继续提高岗前和在职教师的音乐素养而使得音乐教育更具有音乐性、艺术性和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只有通过加深和扩展学生的音乐素养才能实现；而这些价值的实现，是通过我们的学生行动中思考的音乐时间的质量，来最有效地展示给家长、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董事会。

西方音乐史论文 篇4

论文关键词：音乐风格差异

论文摘要：音乐文化博大精深，中西方音乐也是各有千秋、互存不同。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由于滋生土壤的差异，它显然有别于西方古典音乐。本文通过对中西方音乐的论述，对比了两种音乐的不同。

音乐是民族情感的血脉，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也是文化意志的灵魂。和语言一样，音乐有着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差异，由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中西方音乐上巨大的不同。探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对于我们正确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及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吸取精华，去除糟粕，建立现代音乐美学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音乐的风格特征

中国音乐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且受庄婵影响较大，追求神话出世。勤劳质朴、尊重传统、崇尚中庸等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渗透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中国音乐的风格特征首先表现在音乐的线条方面，中国音乐是以线状为主的音乐思维方式，以表现曲调为主，属于单音音乐体系，旋律直接生成于诗、词、曲声韵的音响色彩。其次表现在音乐的和谐方面，我国音乐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潜意识，因而和谐美成为我国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结构上讲究均衡、对称、平稳，以达到内与外的有机统一。再次表现在音乐的意境上，包括对虚与实的追求和讲究传神。音乐需要通过个人的技术、修养和对音乐的理解等来表达意境，只有虚实结合、动静相宜、变在其中音乐才具有魅力。中国音乐大多是写意的作品，往往用虚拟含蓄的手法表现对象，更注重神似，虽然不像西方管弦乐那样丰满厚重，但却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西方音乐史大概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的哲人便强调认识，认识自然、认识自身，追求知识，崇尚理论思考和抽象思维，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促成了教会调式理论记谱方式的早期探索，以圣咏为基础发展出继叙咏、附加段、以及影响深远的复调音乐，圭多发明唱名法，总结出四线谱来看，西方音乐的发展，离不开理性精神。西方人追求个性解放，把它视为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在音乐艺术中，这种建立在个性解放基础上的情感表现获得了广阔的天地，排斥过渡的情感表现，要求冷静约束，反对膨胀的主观意识，提倡客观稳定，与中国音乐强调“和”不同，西方音乐强调的是矛盾冲突。

二、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差异

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有着不同的深度，西方音乐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深刻，而中国音乐则表现为深邃。西乐的深刻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情感，是就音乐所表现的主题而言的；中乐的深邃则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一种领悟，是就音乐所特有韵味而言。西乐的深刻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是可以诉诸理性观念的；中乐的深邃是动态的、游移不定的、含蓄神秘的，它不可以诉诸理性观念，而只能借助于悟性直觉，是主题之外的审美特质。

《中国音乐审美导论》中提到：“在审美的追求上，中国音乐艺术以‘和’为理想，崇尚虚无，求空灵，讲韵味，求深邃，讲意境，求气韵生动，强调直觉与领悟，注重生命本体。这与西方音乐求深刻，强调理性与思想，把意义与情感作为精神支柱的音乐审美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人看来，这个世界是可以被了解的，因此审美的任务是帮助人们认知客观世界，所以西方艺术重再现和重摹仿。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西方人大不相同，中国人认为世界是不可认知的，所有的事物处于变化之中，既不可能又无必要描述客观事物，艺术倾向于重表现、重象征。 从体裁上看，西方有大量的无标题音乐，也就是所谓的早期的绝对音乐和纯音乐。比方说西方交响乐作品，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组曲、变奏曲等等，它本身就是一种作品的名称，所以在西方音乐当中存在着许许多多脱离具体作品标题的一种题材。中国音乐从古代到现代，绝大多数的音乐都带有文学性标题，没有形成一种纯音乐的题材，所以和西方的纯音乐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有着不同的力度。中乐以深度胜，深而有力，属于阴柔之力；西乐以强度胜，强而有力，属于阳刚之力。从音响上说，西方音乐追求音响的厚实、丰满和立体感，追求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音乐不仅不追求音响的效果，而且还尽量地避免它。在乐曲的织体上，西方不太使用复调音乐，而多用主调式的结构，追求旋律进行时的纵横交错网状铺叠的立体效果；中国音乐的织体是作横向线形的延伸、展开，旋律抑扬起伏，能无声进入人的心里，起到西方音乐无法达到的效果。

乐器发展的差异也造成了中西音乐的不同。中国的音乐多是单音、旋律的，所以中国的乐器结构简单，多是不能演奏和声的。民族乐器比如说琵琶、扬琴、箫、笙、唢呐多以“丝”“竹”为材，故称丝竹之乐，具有柔、细、清的音乐特征；西方古典音乐是和声的、多声部的，所以乐器多很复杂，机构精细繁复，多能演奏和声，如钢琴、吉他等。西方乐器比方说圆号、小号、萨克斯等多以金属为材，故音色丰富，音域宽广，表现力强。在配器与乐队组合上，西方音乐多采用大型的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等；中国音乐的演奏多采用独奏和几样乐器相搭配的小型合奏，以发挥乐器的独特音色。

西方人的思维具有分析性，他们的音乐是通过将音乐的音域发展最大化、音响最复杂化来表现世界。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综合性，在一个小音域的范围内展示世界。一个注重“情韵”，一个注重“和谐”，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走的就是两条路，这就是中西音乐差别的根本所在。

三、结束语

在现今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既不能照抄西方音乐，也不能一味地推崇标榜中国音乐而否定西方音乐的先进艺术成果。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中心都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西方音乐的中心论即使是在今天也是正确的、没有过时的。西方音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音乐，有许多值得我国音乐借鉴的地方，但不能只是模仿西方音乐的架构，还要抓住其精髓。中西方音乐应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以达到两者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秋华。西方音乐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刘悦。西方古典音乐欣赏指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3]许钟荣。古典音乐4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西方音乐史论文 篇5

音乐的发展其实是一种文化累积的过程，音乐文化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千年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音乐发展的土壤，教堂是音乐发展的圣地，在中世纪及其前期，西方音乐的发展主要是以教会的音乐为中心。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是以教堂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的确立与发展，欧州的音乐也逐步从宗教感情转向崇尚理性和追求人性的发展，同时，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从而创造了巴洛克音乐的辉煌并影响了此后整个欧洲的音乐文化。

公元500年到1500年，基督教开始对西方世界干余年的文化进行彻底扫荡，基督教文化一统欧洲。为了宣扬教义，在基督教宗教仪式中用歌唱的方式赞美上帝是重要且普遍的形式，因此，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作为宗教圣乐的音乐有着特殊的地位，音乐完全被教会所垄断，中世纪前期的音乐也仅仅只有宗教音乐的声音。

中世纪欧洲教会音乐的发展是以格列高利圣咏作为基础的，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音乐活动，如记谱法的研究、音乐理论、复音音乐的兴起与发展等都是围绕格列高利圣咏去进行的。中世纪后期，欧洲民俗乐呈递进式发展，城市的复兴使多声部音乐逐渐发展起来，而这种发展与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密不可分的。

在宗教圣乐笼罩下的欧洲，世俗的歌唱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11世纪起，新兴的城市从欧洲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意大利兴起，并逐步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地区。从13世纪起，商业及航海相对发达的意大利和北欧尼德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直接促进欧洲各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在基督教神学的笼罩下逐步积累，西欧内部文化开始高涨。文化的发展变化自然地渗透到音乐领域，艺术也由宗教寺院及封建城堡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中。民族音乐和世俗音乐最初出现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并逐渐在西欧普及，民族音乐及世俗音乐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如：意大利牧歌、法国尚松、德国利德等。意大利牧歌原是田园诗，在14世纪时开始有音乐家为之谱曲。当时的为牧歌谱曲的意大利作曲家有乔瓦尼·达·卡夏、达·翡冷翠、弗朗切斯科·兰迪尼等。这一时期意大利的牧歌曲例是：一首诗通常有二或三个诗节，各为三行抑扬顿挫的五音步诗句，配以相同的音乐，最后是过门，配以另外的音乐。同时期，意大利还出现了狩猎曲。狩猎曲是14世纪的一种与狩猎、捕鱼或与普通生活有关的意大利诗歌，配以描绘性的活泼音乐。这个时代的民歌内容非常丰富，既采用神秘的宗教传说，也吟唱骑士的业绩，还歌唱爱情及自然景色，从而使音乐可以充分表达个人的感情，音乐与音乐家逐渐得到解放，音乐开始冲出封闭的教堂，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14至16世纪，西欧各国封建社会内部先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兴的资本主义要求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成长之初的资产阶级为了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首先向教会神学统治和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冲击。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代的核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现世的幸福，注重尘世的欢乐，这一切逐渐唤醒了人的灵性和潜力，它使得人们对于知识地追求将逐渐超越对于纯粹神学信仰的追求，由原来的纯宗教性逐渐向世俗性方面转化。对于现世享受的追求及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逐渐重视，自然会影响到欧洲的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尽管在体裁、创作和手法上的革新与中世纪的音乐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但由于人文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关怀人性的价值取向与经院哲学的恰恰相反，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这一时期的世俗体裁得到了极大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所涌现出的大批成就卓著的音乐大师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世俗体裁有浓厚的兴趣并丰富了世俗体裁的内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牧歌作为一种吉乐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16世纪的牧歌歌词为自由体，最早结集出版的牧歌集于1553年问世，音乐风格由弗罗托拉歌派生而来。用这种风格写作的先有韦尔德洛、费斯塔、阿卡代尔特；继起者有维拉尔特及其门生奇普里亚诺·德·罗勒，他们在歌词的表现力和技巧手法的运用方面扩大了牧歌的范围。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牧歌又有了新的奉展，它们采用模仿式复调写作，大多为五声部，歌词中建量采用描绘性词汇与象征手法，并逐步从模仿式牧歌过渡到由通奏低音伴奏的独唱；二重唱或三重唱的牧歌(即强调歌唱的戏剧性)。除牧歌外的其它世俗体裁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欧洲音乐史上佛兰德乐派的代表人物迪费创作的主要体裁除经文歌外就是世俗的歌谣曲；若斯坎·德普雷、L·奥布雷赫特和H·伊萨克还运用意大利、德国民间歌曲的形式，使作品更加富有感染力；这些新的体裁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感情，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此外，在16世纪后期，以歌唱家G·卡奇厄、作曲家蒙V·加利莱伊和业余作曲家P·斯特罗齐为代表，形成了一个自称“佛罗伦萨伙伴”的艺术小组。他们试图恢复古代音乐与戏剧、诗歌结合的形式，主张突出曲调，对位声部只作伴奏，开创了主调声乐和数字低音的风格，为音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文艺复兴音乐与近代音乐的衔接架起了桥梁。

其次，世俗的复调音乐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欧洲的世俗音乐起源于宗教音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世俗音乐的繁荣，宗教音乐也受到了世俗音乐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变革，从而使欧洲音乐超越了对纯粹神学韵的追求，而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融合成就了后世西方音乐的辉煌；伴随着世俗音乐的兴起，宗教复调音乐也相应发生了变革。G·P·帕莱斯特里纳的创作受到世俗风格的强烈影响，寻求复调与和声的平衡，形成宁静、明朗、清澈、和谐的新的复调风格，并开创了无伴奏合唱的先例。从14世纪开始，中世纪的单乐章弥撒曲的固定歌调题材有的取材于世俗歌曲。到16世纪，新的经文歌更重视高声部旋律的生动和节奏的流动性，它本身不再被宗教礼仪所束缚。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从精神上承载着人文主义的伟大精神，从技术上进行了巨大革新，题材上的世俗化与写实精神，音乐家承上启下的伟大建树，体现了特殊的历史特征，推动了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进步，15、16世纪工业技术及自然科学的成就给音乐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14世纪初，在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渗透到了乐器制作领域。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意大利已有了分工细致的乐器作坊。乐器作坊的出现导致了乐器制作工艺的进步，从而使一些新的乐器被发现并制作出来，增加了供作曲家选择的乐器，为日后配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出现的最重要的乐器是小提琴。从16世纪后期小提琴作为一种独立的乐器开始定型。小提琴制造业兴起于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里莫纳，在那里出现了最早的小提琴制造家，他们把小提琴各部分的比例确定下来。到巴洛克时期，克里莫纳已经成为全欧洲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制作中心。伴随小提琴制造业的发展，16世纪后期意大利出现了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小提琴演奏技术也随之得到了发展。

伴随手工作坊的出现，印刷术广泛应用于音乐领域。15世纪后期意大利就已结集出版经文歌及弥撒曲，1553年最早结集出版的牧歌集问世。法国出版商阿唐南·皮埃尔（约1494-1552年）采用活字印刷术出版了大量的尚松、经文歌、弥撒曲、琉特曲与管风琴曲；铜版印刷术运用于音乐领域，促进音乐的传播。英国音乐出版商托马斯（约1535-1609年）在16世纪末出版了同时代英国作曲家的重要作品《诗篇、十四行诗和歌曲》、《阿尔卑斯山南音乐》、《拉丁语经文歌集》以及莫利、威尔比和贝特森韵牧欹。特别是在16世纪后期，铜版印刷术应用于音乐领域，以威尼斯为中心，乐谱印刷业产生了，音乐有了更为统一的版本，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1566年和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先后在尼德兰与英国爆发。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了在政治地位上取代封建贵族阶级，发起了强大的思想攻势。同一时期的意大利虽然没有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但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同时代的欧洲是最先进的。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阶层的积极参与，音乐活动变得空前活跃。世俗音乐活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歌剧的诞生，歌剧的诞生又促进了公共剧院、音乐厅的广泛建立，随之发展的是酒馆、集市等公共场合的音乐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这一切又促进了乐谱出版、乐器制造业的繁荣。这些都为新时代新音乐的创作与演出提供了充足的前提条件。

世俗音乐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是歌剧的诞生，于16世纪末脱胎于牧歌，歌剧出现不久就取代了宗教音乐的主导地位，并从意大利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

最早的歌剧出现于1600年。歌剧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开始。伴随歌剧诞生而出现的是公共剧院。1637年，威尼斯向普通市民开放了圣卡西亚诺剧院，这是历史上第一家公共歌剧院，歌剧从此开始走出王公贵族的宫廷，走向普通市民。17世纪中期，威尼斯便开始进入歌剧的黄金时期。全市共有16家歌剧院全年分几个演出季节上演歌剧，一大批有才华的音乐家和剧作家为之谱曲、写作。此后，法国、英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先后建立了剧院。剧院的出现，为音乐的普及和民间音乐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使得高雅音乐不再仅仅为上层社会所垄断。

伴随城市的兴起，欧洲从14世纪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欧洲人民开始走出中世纪，迈进近代社会的门槛；欧洲的社会结构，由封建主义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这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新型的社会关系使原本相互分离隔膜的人们，现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到了共同生产生活的洪流中；原本强制性的人际关系，现在向着自觉自愿的分工协作关系转化。这种人际关系模式的转化，从根本上影响着欧洲的音乐。人性的解放，促进了人们对音乐的需求，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欧洲的世俗音乐得到了极大地发挥，单纯的牧歌演变成了牧歌剧，世俗歌谣曲也逐渐演绎成了田园剧。牧歌剧与田园剧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促成了歌剧的产生。歌剧的产生真正地改变了欧洲的音乐生活，伴随歌剧而出现的剧院、音乐厅开始取代教堂成为音乐活动最重要的场所；歌剧因剧情发展的需要，重视发挥器乐伴奏的烘托作用，促进了器乐的改进与发明；歌剧这一生动活泼的新体裁后来又被教会所利用，产生了清唱剧(亦称圣剧或神剧)。音乐领域里的这一系列变化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美]亨·房龙，齐植瑜等译，《人类的故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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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松荣。《西方音乐史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海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西方音乐史论文 篇6

内容摘要：

文章以西方音乐史中惯用的断代史为时间范畴，结合实例分析“音乐家”在各个时期所特具的不同社会角色与地位。

关 键 词：

音乐家 西方音乐史

纵观西方音乐史，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的各个时期，我们发现从事音乐之士的角色、地位明显不同，而当下的“音乐家”概念应该是到了古典主义时期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笔者拟简要分析西方音乐史中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角色与地位，以期有助于理解西方的音乐作品及其历史。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雾霭中的音乐家

那时的具体音乐现已无从得知。文献中记录有弹里尔琴的阿波罗和吹阿夫洛斯管的狄奥尼索斯。我们能够找到的只是先哲们的“音乐”观念及思想。毕达哥拉斯的“音程可用数学比率来表现”使人们对音响及它们间的关系持理性态度；亚里士多德等认为音乐具有道德力量；波伊提乌说：“音乐是一门用理性和感官仔细鉴别高音低音之别的学科。音乐家是有教养有理性的思想家，能评判演奏家和作曲家。”由此看来，古代真正的音乐家应该先是哲学家和评论家。另外由于音乐与诗歌、戏剧和舞蹈密不可分，音乐家还担当诗人、剧作家的角色。总之，那时的音乐家远比现在的概念要宽泛。

二、中世纪——宗教的代言人

继古罗马的享乐主义之后，中世纪力主禁欲主义。在经院哲学与普世主义的枷锁下，旧有的一切都被“保护”， 荣耀上帝成为唯一的目标。神圣崇高的格利高里圣咏作为教会布道传递福音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教仪一起掌控人类的精神生活。写作音乐的行家被冠以天赋、神祗等字眼儿。音乐实际上成为教会仪式的载体，而并非独立的艺术。无论是圣母院乐派的奥尔加农，还是奥克冈的四声部经文歌，本质上都首先是宗教的，然后才是艺术的。音乐家及其音乐作品此时就一个身份——宗教的代言人。

三、文艺复兴——得到贵族资助的家臣

在科技、经济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理性的觉醒和人性的复苏使艺术家们逐渐脱离宗教的桎梏，开始强调自我的实现与个性的解放。缺乏音乐训练的人将被视为没受过教育，专业音乐家已经出现，并形成勃艮第（王国）乐派、尼德兰乐派、威尼斯乐派及罗马乐派等独具特色风格的群体。勃艮第王公贵族的政治地位和充足的钱财保证了包括迪费在内的音乐家们得以尽情施展才华；邓斯泰布尔在英国公爵的帮助下赴欧洲大陆传播自己的音乐；若斯坎相继在米兰、罗马等地供职于宫廷和教堂。宫廷文化兴起，超过教会成为音乐家的“保护人”，虽然人性意识的回归促使音乐家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情感、阐述自己的音乐观，但他们依旧要靠贵族的资助才能够生存，从实际意义层面上讲，音乐家及其作品都是贵族的依附品。

四、巴罗克——开始迎合公众趣味的音乐家

在以君主专制为主要政治倾向的巴罗克时期，资产阶级不断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中产阶级聚集财富并开始与贵族抗衡，社会团体逐渐形成。随着第一座剧院在威尼斯的开幕，音乐开始走向公众。作曲家们不再仅以神旨或王侯的意图来创作，而是必须考虑公众趣味。这一点我们尤其可以从歌剧的诞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中得到证实。威尼斯乐派的蒙特维尔第正是为了表达诸如愤怒、节制等大众感情才首创了震音、拨弦奏法；观众的口味又是导致威尼斯歌剧渐趋程式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幽暗教堂中神圣音乐的回响，到宫廷灿烂绚丽的乐声，再到如今弥漫于日常场景中的音乐，这门艺术终于开始渐渐体现出新型的自由生命力。

五、古典主义——宫廷与公众的联袂

封建专制势力依旧坚不可摧，公众对音乐的热情丝毫不减。经济社会地位占强势的贵族仍持有对音乐绝对的赞助和决定权，维也纳三杰生命过程的异同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音乐家角色和地位的决定性改变。海顿几乎一辈子在埃斯特哈奇府邸担任“音乐仆人”；莫扎特同萨尔斯堡大主教的决裂是导致他生活窘迫的直接原因。此时的音乐家们在创作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总的说来，他们必须考虑公众的态度和资助者的愿望而无法脱离贵族真正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

贝多芬依靠出版乐谱等获得生存的保障，历史上关于贵族们对他的顶礼膜拜及他蔑视权贵的典故数不胜数。正是从他那个时候起，“音乐家”就成为了灵感的化身、天才的代言人，逐渐作为独立的个体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六、浪漫主义——独立的个体

贵族保护制度几乎彻底消失，音乐家需要依靠社会与自己的力量生存，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公众的口味。对个人演奏或创作技巧水平尤为注重，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音乐会也由此日见兴起。这是个性得以极大释放的时期，一个歌唱的时期，它造就了无数辉煌的演奏奇才、演唱名角和作曲大师，个性的完全释放，接受层面的极度膨胀，经济、社会的突飞猛进等各种因素使音乐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独立角色，而当人们在瓦格纳的乐剧中嗅到了“新音乐”的气息之时，一个崭新的音响世界才真正扑面而来。

七、近现代——传统音乐的颠覆者

浪漫派音乐家极力摆脱古典大师的笼罩，近现代的音乐家也面临类似的挣扎与取舍。相比资产阶级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创伤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古典曲式的规整与浪漫的歌声在灾难中显得异常疲软，艺术家们都在痛苦地思索着艺术的方向和人类的命运。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所谓的保护制度，不再沉迷于个人情感，而是对音乐本质做出更多样化的思考与尝试，由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流派”。新古典主义者斯特拉文斯基极力追求抽象性，由标题音乐转向了绝对音乐；表现主义在阿尔班·贝尔格的戏剧性作品中达到高潮。节拍可以不断变化，节奏脱离了标准形式，旋律不再根据与人声的关系来构思，摩天大楼式和弦出现，大小调体系崩溃，诸如此类的传统音乐概念都在近现代的音乐家手中被彻底颠覆。

“音乐家”从远古的综合性概念直至演变为当今的革新者，其中不乏政治、科技、经济与文化的作用，也有各个学科间的相互影响，甚至地理、环境等外围因素也会对他们起到间接的作用。从中我们能够触摸到音乐的发展脉络，也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阐释者的音乐家的不易与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