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建筑论文范例（优秀10篇）

这里是爱岗的小编沧海红颜帮大伙儿分享的10篇中外建筑史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外建筑史论文 篇1

关键词：专业特色；建筑；课程改革；创新意识

环境设计研究自然、人工、社会三类关系发展应有的方向，以优化人类生活和居住环境为主要宗旨。环境艺术设计尊重自然环境、人文历史景观的完整性，既重视历史文化关系，也具有理论研究与实践创造、环境体验与审美引导相结合的特征。建筑是人类生活的舞台，人塑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也塑造了人类。建筑凝聚着人的智慧，城市生活中蕴含着感情、审美和追求，环境设计理念把建筑思想一代代传承下去，渗透到设计师的性格和想象中。建筑也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文化的标志、心灵的寄托。学习中外建筑史课程能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环境艺术意识，加强学生对建筑的热爱和对保护环境的认识。各国的物产、气候、地理、交通等各种因素不同，所产生的建筑也有自身的特色。在学习了解由于各国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惯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形成的各自的建筑体系、风格等方面，这门课程也是明显优于传统设计系列课程的，在创新性改革实践中，其自身的难点与改革创新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课时问题，二是授课方式问题。

一、课程内容创新思路与教学思路

教师要分析、研究中外建筑史这门课程应当如何上，如何把建筑学专业的主要课程内容通过创新的授课方式传达给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如何在现有的课时中教好这门课程。实践城乡景观、风景园林、建筑室内等环境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其研究要以环境中的建筑为主要对象，环境设计专业开设中外建筑史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该课程也是围绕培养优秀设计师的目标开展建筑史论的学习与研究，是专业课程设置最具亮点的课程之一。教学改革以挖掘专业特色文化资源为指导思想，在一定的学时内讲授一门建筑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有一定难度，要上好这门课，编好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讲稿与PPT，是课程教学的核心。环境设计按教学计划用怎样的方式授课以达到教学目的，在现有的课时内授课，如何更好、更全面地让学生领略中外建筑史课程的精髓，如何精细、全面、系统地让学生认识建筑并感受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与特色，是相当难解决的问题。要上好这门课程，教师就要用艺术专业的视觉特点，收集、编辑大量建筑图和文字解释，重点说明建筑历史理论、建筑师设计思想，从而以更生动、创新的教学参与方式，拓展学生的兴趣、文化想象与思维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完成这门课程的授课。同时，教师要以抓重点、抓历史节点、抓建筑风格的方式解读本课程的教学思路，以突出重点，分析、讲解重点的方式解读课程内容，引导学生树立建筑思维与空间理念，丰富其设计文化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二、展开课程的内涵与计划

课程重点介绍每个时期和每种建筑类别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并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建筑大师及其设计理论和设计观点。对中国与外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背景、建筑的发展和成就、建筑风格、建筑实例、建筑师与建筑理论等进一步展开介绍，主要分两大部分，即中国建筑史部分与国外建筑史部分。如，第一部分分五个章节，按历史时期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近现代的中国建筑进行分析与阐述；第二部分分四个章节讲述外国建筑史，介绍古代到中世纪及近现代的欧美建筑。建筑史教学应内容丰富、全面，跳出理论课程的教授方式，着重分析设计专业学生的特色。艺术生对课程理论知识和史论的学习有其自身的思考方向，教学中教师怎样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与处理，结合艺术生的特点和学习重点、大框架讲述建筑史，这也是教改项目的难点。在课程设置上，教师要突出讲述地域文化的建筑体验，使学生在接触建筑史理论的最初阶段，就通过身边一系列的视觉图片对建筑及其所在城市的文化传统、艺术成就、风俗习惯等，建立起直观的感受，引导学生树立继承传统、发展创新的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可以结合古西安的文化特色，通过图文资料，如半坡人类遗址、秦兵马俑、明代城墙等，让学生了解该区域的历史背景、建筑风格、空间布局、景观特色等，初步学习、感受并建立起对历史文化积淀及其所创造的优美建筑形式的印象，培养其文化审美和创新能力。

三、结语

中外建筑史论文 篇2

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对某些地区的地域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使之逐渐消失其原有的色彩，其中重要的体现就是建筑的色彩的地域差异逐渐模糊。相比与国内，许多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历史建筑的色彩在表现地域文化中所代表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并在保护历史建筑色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在法国，从七十年代起，就成立专门组织对巴黎进行色彩研究设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巴黎形成特有的城市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英国，提出了“城市景观”，以及“色彩景观”的研究概念，把建筑色彩作为城市景观中重要的组成因素进行研究，挖掘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人文、美学。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美国，《三维空间的色彩设计》的作者科帕茨在其著作中，研究了色彩三维感知的基础理论以及色彩在三维空间上的具体应用，并首次结合建筑材料探索了色彩研究在历史建筑保存、恢复及休整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在亚洲，建筑色彩研究最先进的是日本，对该项研究做了专门法规，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在我国城市色彩的研究方面，仅有哈尔滨、武汉、南京等少数大城市从城市色彩定位、主色调确定等方面做了色彩研究，并且将城市色彩以各种导则或法规颁布。随着城市色彩研究的逐渐深入，国内外针对城市建筑色彩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尚无针对历史建筑色彩作具体论述的著作。

2历史建筑色彩的特征与研究

2.1历史建筑色彩的地域特征

建筑的地域特征的定义为“在具有一定的自然地理或社会文化意义的空间范围内，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建筑色彩是建筑材料、建筑表面处理方式、、名俗、气候等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复杂性决定了建筑色彩的地域特色必然存在，建筑色彩的地域性同时受到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在长期的传承下，形成相对稳定的色彩风格和工艺，并深刻反映当地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2.2历史建筑色彩的研究方法

通常，历史建筑色彩的调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相关历史背景信息的收集，包括该历史建筑的基本概况，以及历史沿革等；二是建筑色彩相关信息的收集与获取。历史建筑背景信息的调查收集包括地理区位，历史沿革等。上文已论述了地域的差异将必然造成历史建筑的多样化。该方面的调查方法是以查阅历史资料，记录拍照的方式为主。

2.3历史建筑色彩信息的提取与分析

从建成至今，历史建筑在自然环境下长久日晒、雨淋、风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褪色、变色、脱落等现象。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在原有建筑色彩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修复的过程。除了需要对文献查阅、梳理和总结外，还应该对具体的、需要保护的历史建筑色彩的现状实地考察，进行现场调查。

3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原则及方法

3.1历史建筑色彩保护的原则

3.1.1真实性原则

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必须遵循真实性，符合其原型，对其的保护也要尽量使其恢复旧貌。否则，若失去真实性，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也将失去意义。

3.1.2整体性原则

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单一建筑进行保护，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周边建筑与环境。

3.1.3可持续性原则

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还要体现时代性，保护不仅是简单的仿制，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先进工艺来实现。它要求我们要对色彩原型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合适的方法途径，创造出能够联系与传承原型的新的色彩方案。

3.2保护方法

3.2.1建筑色彩的继承性保护

对于色彩面貌保存比较完好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历史建筑和色彩比较容易保存的建筑，通常采用继承性保护。具体方法是，剔除固有色中不和谐的部分，保留并提取其建筑色彩的精华部分，建筑色彩的保护方案则要从原始建筑的色彩中提取。

3.2.2唤醒建筑色彩的集体记忆

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群体各自的特征大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中逐步形成，这些特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保留下来，一代代的传承，成为一个群体的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构成了一个群体集体认同的基础。历史建筑的色彩，也是构保存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形式。地域色彩的消失，相当于将人们关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抹去。对建筑色彩的保护，必须要重视这种内在的因素，唤醒人们对建筑色彩的集体认同感，这也是对建筑色彩地域性保护的根本目标-文化的传承。

4结束语

中外建筑史论文 篇3

关键词：文化；趣味性；专业；延伸性

中外建筑史是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但是在比较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还是以遵照教材为线索，着重对每个时代具有代表建筑做着重讲解，就建筑的造型特征，风格特点等方面做主要讲解，学生虽了解古建筑的表象却很难进一步理解建筑与其当时的文化传统，政治历史的联系，难以理解建筑文化的内涵。建筑史是研究建筑发展的历史，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印射出社会发展的历史，建筑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结构、材料、空间，它又以特定的艺术形象反映出时代特征、地域风貌，人文历史等因素。若在教学中只是对建筑结构、空间特点等内容进行讲解，而忽视对建筑所处年代的社会背景、历史人文等知识的融入，则会使学生无法认识到建筑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无法认识到与建筑相关的文化传统，导致很多学生在学习建筑史的课程中处于盲目无序、被动接受的状态，久而久之失去了对此课程的兴趣，而又由于较多的文字理论讲解，使学生觉得教学内容枯燥乏味，上课没有积极性。在严肃的建筑史教学中增加学习趣味，丰富完善知识体系，成为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文化与建筑史实的融合

一座伟大建筑的产生，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建筑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地域风俗以及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建筑所涵盖的文化层面非常广泛。单方面围绕着建筑主体结构，建筑造型，风格特点等问题展开研究则显得教学思路比较单薄，缺乏知识体系的完善性。学生往往只是被动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很难多层面、多角度地去理解去思考建筑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难以理解一种建筑风格的产生与那个时代的渊源，以及建筑背后所折射出的某种文化，某种意志，某种精神。缺乏了主动思考的积极性和学习的趣味性。这与单薄的教学思路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建筑史教学虽不能主动扩展为文化史，但可以将一段时间的建筑成就，发展特点融入当时文化传统的框架之中。以教材为主线索，将有关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艺术人文甚至名人轶事等等丰富的内容灵活有序地贯穿于教学之中，以便有助于了解建筑文化的内涵。这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完善知识体系，辅助学生对建筑造型，结构特点等建筑本体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提高了学生学习此门课程的积极性，对于史实理论自然也能轻松接受。

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介入

书本中虽有大量文字史实的介绍和建筑结构图样的分析，但仍有许多学生难以理解和想象建筑的真实效果，利用多媒体对主体建筑进行直观的图片赏析，来引入课程的主要内容，配合运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以丰富的建筑文化为背景，将理论学习与图片欣赏结合一体，将文化传统与建筑史实有序融和，将轻松的文学语言与建筑结构分析的严谨讲解相结合，有效增加建筑史课程的趣味性。化枯燥为生动，化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其教学效果比直接生硬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要好得多。

三、理论与设计的关联

建筑史作为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其对专业的重要作用自然不必多说。每个专业又根据其专业特点在教学重点上又各有偏向，怎样在教学内容上与所属专业紧密联系，做好理论讲解向专业设计的延伸，这又是在教学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课题之一。就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而言，在建筑史与专业设计的联系上需体现具体化与细致化的特点。在教学中只是提到相关内容与设计的关系是不够的，需在教学内容上和教学过程中配合设计实例进行讲解，启发学生主动从所学内容中吸取精华，并且灵活运用于设计之中。如讲到古典柱式时，不妨有意识的延伸到欧式风格的室内设计中，分析西方古典柱式作为一装饰元素在欧式设计风格中的体现，引导学生对建筑与室内设计关系的思考，引导学生有意识地灵活地运用设计元素，以及设计元素的运用与室内风格体现上的思考。又如在讲解中国建筑史部分内容时同样可以有目的地延伸到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中。中国古代建筑以其鲜明的特点而自成体系，无论是建筑群体的空间形象还是建筑单体的外观，还是建筑各个部位的造型都具有多彩的艺术形象，在引导学生认识了解不同的屋顶型制，以及屋顶上塑造出来的鸱吻、保顶、走兽等装饰形象，引导其认识门窗上多样的窗格花纹，以及梁枋柱础的巧妙处理后，有意识地将这些建筑中的元素与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相结合，引用中式装修中灵活运用此类装饰元素的成功实例，启发学生活学活用的意识，将建筑史理论教学延伸到室内设计之中，让基础理论课程与专业紧密联系。再如讲解中国传统民居时，对于各地特色建筑如北京四合院，安徽徽派民居，大理白族民居等传统建筑，其独特的空间组合方式，墙面的装饰处理手法以及建筑细部的巧妙装饰等方面，会给室内设计的内部空间划分，空间形象的塑造以怎样的启迪，大理四合院照壁的装饰处理和北京四合院影壁的装饰形象，相对于室内的界面处理有何借鉴之处等等问题可以在学生中展开讨论，选择一两个专题组织学生收集资料，准备论文，对于所研究的结论，提出的观点展开集中讨论，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探究历史，思考建筑文化的兴趣，同时在共同探讨中改变以往灌输式教育的沉闷气氛，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将史实理论与室内设计联系更加紧密。

目前对着书本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越来越不受学生的欢迎，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建筑史课程中融入相关的传统文化、历史人文等内容，丰富学生知识层面，将建筑欣赏与理论讲解相结合，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同时有意识的将理论学习延伸到专业设计中，从教学的趣味性和对专业的延伸性方面入手打破单调的教学思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化枯燥为生动，化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教学品质的提升。

作者：潘文敏 单位：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中外建筑史论文 篇4

如同所有的理论总是滞后于实践一样，艺术设计教育也总是落后于现代设计的实践。这一点在中国现在的艺术设计教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方面，迅速崛起的经济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信息时代的产业更替几乎冲击着一切领域。在中国植根的现代艺术设计，不得不仓促上阵，以非常不成熟的理论与实践，迎接着信息时代快节奏产业革命的挑战，为中国的产业化提供着力不从心的服务。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对现代设计人才需求的高起点，批量化，又逼迫着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尽快为社会提供着必须的现代设计人才。这一点可以从现阶段中国高等院校遍地开花式地开设艺术与设计学科看得真真切切。

再一方面，中国现实的艺术设计教育状况，又十分令人难以满意，社会，或者说市场不能满意，业内不能满意。社会不满意，主要是人才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问题。业内不满意，最核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基本可以成为指导思想的设计教育理论，教育的方向还无法清晰透彻，教学方法还不能适应设计教学实践的需要。甚至可以说，仅仅有二十几年历史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还拿不出一个自己满意，社会满意，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反映到教育实践中，就是艺术设计教学的无序，师资队伍的不整，教材取用的随意，教学方法的陈旧，招生制度的落后。反映到社会上，就是学生因受教学校的不同，专业水平、职业素质、工作能力等等，有着极大的差异。

高等教育，历来就是出人（培养社会需要人才）、出理论（总结和建立专业理论体系）的地方，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也不例外。现代设计的实践，要求艺术与设计教育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要求，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第一章转变思维方式

仅从教育着眼，我们的教育革命已经进行了上百年，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有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的教育革命运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方式，走向了与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同志发动的教育革命，提出两个“必须”，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又恢复到从前的轨道上，近些年，我们又开始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我们暂且不论过去进行的教育革命的内容，以及取得的成果如何，至少说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从未停止过对教育的革命。

教育革命最重要的是思维革命

这是葛鹏仁先生积极提倡的教育革命观点。葛鹏仁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被称为：当北京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渐渐脱胎换骨进入当代后，唯有葛先生还执著地留在现代。

葛鹏仁自欧洲游历数年之后，一直在中央美院倡导艺术教育应引入后现代艺术内容，而且竭力鼓吹后现代主义。为此，葛鹏仁放弃了第四工作室，办起了“当代艺术研修班”。葛鹏仁认为，因为我们的教育和传统文人封闭的心理模式，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一种大文化观。他们看问题只是从专业的、局部的、个人的、地域的角度，这是非常狭隘的。比如很多画家现在所关注的还是“语言”本身，其实现在的“第四画室”也局限在“语言”里，什么语言的“张扬”了，视觉的“满足”了，根本没有涉及到文化观念和文化信仰问题。

葛鹏仁认为，教育革命主要是思维革命。不论是教授者还是被教授者，其思维都要进入信息时代，以全球化的眼光去选择知识。革命是先进的代替落后的，教育革命不但要有新的知识内容，还要有新的知识传授形式；具体地说，就是从“内容”到“形式”必须体现社会化、信息化、智慧化、创意化。对于美术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需要塑造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他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明白了一个问题——艺术变成思想者的新思想，也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中国当前的教育和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本质是体制问题，本质的症结所在就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教学观。从目前美术界一些现象来看，那种靠小技巧投机、小技巧卖画的行为泛滥就是一种很强的农民意识的反映——只顾眼前利益，现买现卖。这与我们目前的教育和美术教育滞后有直接关系。从美术教育的水平来看，还停留在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之间。因此，我们总是用过去的眼光和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种教育对于我们民族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尤其是现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了，其危害性我们不能小看，它不仅限制了人的创造思维，削弱人的自信和参与竞争的实力，甚至会泯灭人格和人性。这不是危言耸听。为了挽救我们的民族，我们必须实行“超前教育”。

在如何培养未来的艺术家的问题上，葛鹏仁认为，在纯艺术教育领域，应侧重对旧的知识结构的改变和思维观念转换上。艺术教育，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是可以拿来的，在教学中也比较容易实现，但有形的同时也是有限的。另一个是无形的资产，即人类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它是无限的。它包括性格品格、性格品质、观念产生和实现过程的勇气和能力。有形和无形看起来比较虚，但在具体教学中如果不改变以前的模式，加入这种无形的东西，我们就只能在形式上改变，而不能从思维观念上改变，这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改变。有形资产只能让你重复，而无形的资产却能让你有新的开拓和建树。其实，不只是在艺术界，就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种无形的资产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前卫精神在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它有着一种警示和启迪人类智慧潜能的作用；虽然它反映的形式有各种各样，虽然它有可能有些极端，但很可能是未来的走向。这种前卫精神即源于这种无形资产的教育。

葛鹏仁认为，文化人如果没有一个终极信仰、终极目标，那么他只是一具躯壳。海德格尔说过：“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在于，把真理植入你的作品中，带回到人间，别人才能从中得到感悟”。哥白尼为真理而牺牲，他有改变信仰的机会，也有生的希望，但他选择了真理。我们的知识分子特别缺乏这种东西。有了它，真我才能存在。

葛鹏仁按着自己的教育思想，执著地进行着教育改革，实施着被称为“自新教育方式（开办讲座）”的教学。他遵循开放性教学原则，要求学生创作要面向社会。使学生有目标、有驱动力，把文化参与落实到社会中来。创作面向社会，就会产生意义，产生参与感、责任感，在文化意识上发生作用，并把个人和现实文化联系起来。他要求学生不要把自己圈在小文化背景里，要多交艺术专业以外的朋友，建立起一个大文化背景。他认为当代艺术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方式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出现什么样的作品。

为了共同创造一个共同研究的氛围，他甚至允许学生可以不画素描，不做雕塑，而是每星期请学院内外的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做后现代艺术讲座。他甚至把通县的流浪艺术家都请去美院上课。他鼓励学生相互之间多交谈，谈艺术、谈社会、谈人生、谈一切感兴趣的内容。包括请文学批评家谈社会问题。他认为，现代艺术产生在沙龙、咖啡馆。从印象派开始，每次革命都是在咖啡馆，包括俄罗斯的强力集团、巡回展览画派。只有不同的文化观在一起碰撞，才能产生大社会文化。他认为教思想，教会学生一种思考艺术的能力，比教技法和传统历史更重要。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从不教学生思想，中国的许多艺术家就像中国的足球运动员，除了搬用西方艺术形式套用中国题材外，基本上毫无创意可言。

他提倡直接进入创作，通过创作去综合运用个人的能力，找寻适合于自己的感受点，带动其他因素，诸如技巧、材料、载体等。直接进入创作的优势在于激活其内因对生活、对社会反映的敏感力、认知力、艺术表现力和责任感。他通过一次次的展览，推动不是载体，而是思想上的变化。

葛鹏仁探索的道路也许还十分艰辛，但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包豪斯艺术教育改革的影子，也似乎看到了教育思想的某些影子。葛鹏仁教育革命即思维革命的观点；教思想、教思考艺术能力比教技法和传统历史更重要的观点；自新教育方式、开放性教学原则、直接进入创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都会给未来艺术与设计教育以极大的启发。

新思维成就了包豪斯的教育伟业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就包豪斯的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许多讨论，下面我们再从艺术设计教育的角度，探讨一下包豪斯的影响。20世纪以来，包豪斯几乎成了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成功的代名词。包豪斯的实际影响，以及它所具有的广泛积极指导意义，早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工作效果和教育成就。那么是什么使包豪斯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简而言之，就是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

弗兰克·惠特福德（FRANKWHITFORD）在《包豪斯》一书前言中写道：“在眼下的这个时代里，还是会有人不断地问起那些包豪斯当年曾经提出过的问题——进行艺术与工艺的教育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优秀设计的本质是什么；建筑对于生活在里面的人们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同时，这些问题象以往一样，迫切地需要得到解答。设计我们的生活的那些人，还是继续从包豪斯的作品当中汲取着灵感。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艺术院校里，包豪斯的艺术教育方法依然普遍地影响着它们现在的教学。”

包豪斯前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5年)，魏玛时期。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任校长，提出“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崇高理想，肩负起训练20世纪设计家和建筑师的神圣使命。他广招贤能，聘任艺术家与手工匠师授课，形成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

第二阶段(1925—1932年)，德绍时期。包豪斯在德国德绍重建，并进行课程改革，实行了设计与制作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优异成果。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包豪斯校长职务，由建筑系主任汉内斯·梅耶（HANNSMEYER）继任。这位共产党人出身的建筑师，将包豪斯的艺术激进扩大到政治激进，从而使包豪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最后梅耶本人也不得不于1930年辞职离任，由密斯·凡·德·罗（MIESVANDEROHE）继任。接任的密斯面对来自纳粹势力的压力，竭尽全力维持着学校的运转，终于在1932年10月纳粹党占据德绍后，被迫关闭包豪斯；

第三阶段(1932—1933年)，柏林时期。密斯·凡·德·罗将学校迁至柏林的一座废弃的办公楼中，试图重整旗鼓，由于包豪斯精神为德国纳粹所不容，面对刚刚上台的纳粹政府，密斯终于回天无力，于该年8月宣布包豪斯永久关闭。1933年11月包豪斯被封闭，不得不结束其14年的发展历程。

包豪斯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的两大特点至今不能被人忘记：一是决心改革艺术教育，想要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团体；二是为了这个理想，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包豪斯的创办者兼校长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亲自制定了《包豪斯宣言》和《魏玛包豪斯教学大纲》，明确了学校目标：一要挽救所有那些遗世独立、孤芳自赏的艺术门类，训练未来的工匠、画家和雕塑家，让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创造，他们的一切技艺将会在新作品的创造过程中结合在一起；二要提高工艺的地位，让它能与“美术”平起平坐。包豪斯声称，“艺术家与工匠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艺术家就是高级工匠……因此，让我们来创办一个新型的手工艺人行会，取消工匠与艺术家之间的等级差异，再也不要用它树起妄自尊大的藩篱”；三要把包豪斯与社会生产、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己的产品与设计直接出售给大众和工业界。包豪斯声言，他们将“与工匠的带头人以及全国工业界建立起持久的联系”。

按照《宣言》和《大纲》，包豪斯建立了自己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包豪斯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一、设计中强调自由创造，反对模仿因袭，墨守陈规；二、将手工艺同机器生产结合起来；三、强调各类艺术之间的交流融合；四、学生既有动手能力，又有理论素养；五、将学校教育同社会生产挂钩。

从以上介绍看，在包豪斯发展的每一步，都有一个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维代表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包豪斯这艘驶向远方航船的舵手。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政治原因，包豪斯至今仍然会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针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大工业生产“技术与艺术相对立”的状况，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口号，这一理论逐渐成为包豪斯教育思想的核心。

包豪斯以前的设计学校，偏重于艺术技能的传授，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前身——设计学校，设有形态、色彩和装饰三类课程，培养出的大多数是艺术家而极少数是艺术型的设计师。包豪斯则十分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与设计素质的培育，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师的要求，他们建立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开创类似三大构成的基础课、工艺技术课、专业设计课、理论课及与建筑相关的工程课等现代设计教育课程，培养出大批既有艺术修养、又有应用技术知识的现代设计师。实用的技艺训练、灵活的构图能力、与工业生产的联系，三者的紧密结合，使包豪斯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技术”的设计风格，其主要特点是：注重满足实用要求；发挥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美学性能；造型简洁，构图灵活多样。包豪斯艺术方向和艺术风格使它成了二十世纪欧洲最激进的艺术流派的据点之一。

格罗皮乌斯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美术与工艺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而是同一个对象的两种不同分类。艺术家比较注重艺术理论，容易接受新思维，他们教育学生，一定能胜过旧式工匠。这类艺术家可以向学生强调并解释一切艺术活动的共通要素，让学生了解到美学的基础。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经验，帮助学生创造出新的设计语言。基于这一点，格罗皮乌斯聘任了画家约翰·伊顿、里昂耐尔·费宁格（LYONELFEININGER）、雕塑家格哈特·马克斯（GREHARDMARCKS）、穆希（MUCHE）、施莱默（SCHLEMMER）、克利（KLEE）、施赖尔（SCHREYER）、康定斯基（KANDINSKY）和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他们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陆续来到了魏玛，这些人极富原创性、同时也极擅长自我表达。他们全都有兴趣研究基本问题的理论。除开这些艺术家，格罗皮乌斯还聘请了许多作坊大师，他们在各自的工艺类别上，都是技艺精湛的人。艺术家激励学生开动思想，开发创造力，作坊大师教会学生手工技巧和技术知识。

包豪斯的新思维还体现在包豪斯的宣言中：“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们，我们都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艺术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超出个人意志的珍贵片刻，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为艺术的花朵。然而，工艺技术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真正创造想象力的根源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其矗立在云霄高处，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

包豪斯在纳粹统治时期，遭到了难以避免的关闭命运，但是它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停止，逃避纳粹压迫、寻求新发展的包豪斯教育家格罗皮乌斯在英国居留三年后，又于1937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密斯·凡·德·罗1937年赴美国，任教于伊利诺工业技术学院，希尔伯西摩和彼得汉斯等也前往该校任教。1937年包豪斯的教师莫霍利--纳吉，在芝加哥筹建了“新包豪斯”（THENEWBAUHAUS），继续弘扬德国时期的包豪斯精神。后来更名为“芝加哥设计学院”（SCHOOLOFDESIGNINCHICAGO）。以后又与伊利诺工学院合并，成为美国最著名的设计学院（INSTITUTEOFDESIGN）。芝加哥设计学院一象被认为是包豪斯设计与教育思想在美国的前沿阵地。

1953年被称为战后包豪斯的德国乌尔姆（ULM）艺术学院建立，地点就在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诞生的小城市乌尔姆，平面设计的重要人物马克斯·比尔（MAXBILL）担任第一任校长。在他和教员的努力下，这个学院逐步成为德国功能主义、新理性主义和构成主义设计哲学的中心，虽然学院已经关闭多年，但是它所形成的教育体系、教育思想、设计观念直到现在，依然是德国设计理论、教学和设计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乌尔姆致力于设计理性主义研究，几乎全盘采用包豪斯的办学模式，它的最大贡献是完全把现代设计——包括工业产品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等，从以前似是而非的艺术、技术之间的摆动立场坚决地、完全地移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来，坚定地从科学技术方向来培养设计人员。

包豪斯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一批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他们既能认清20世纪工业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又能充分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新环境。正如格罗皮乌斯所说：“设计师的第一责任是他的业主。”又如纳吉所说：“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所以，它在艺术设计教育的诸多方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一，打破了将“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截然分割的陈腐落后的教育观念，进而提出“集体创作”的新教育理想；二，完成了在“艺术”与“工业”的鸿沟之间的架桥工作，使艺术与技术获得新的统一；三，接受了机械作为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创造工具，并研究出大量生产的方法；四，认清了“技术知识”可以传授，而“创作能力”只能启发的事实，为现代设计教育建立了良好的规范；五，发展了现代设计风格，为现代设计指示出正确方向；六，包豪斯坚决反对把风格变成僵死的教条，只承认设计必须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包豪斯的教育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1942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开始就引进包豪斯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强调实用、技术、经济和现代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摇篮，开创了中国全面推行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先河。它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人才培养上，也反映在一系列建筑作品，包括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1951年，圣约翰大学解散，各系并入有关院校，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和设计理论在同济大学得到延续。后来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和设计理论被当成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遭到批判，包豪斯的设计与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渐被淡化。

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则反映在田自秉的《工艺美术概论》一书中，田自秉在书中写道：“20世纪初的包豪斯工艺思想体系……主张艺术与工业结合。认为在工业十分发达的时代，应当利用科学成果，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合乎功能的新的工艺美。机器产品虽然单调枯燥，但是机器只是工具，我们应当解决机器生产与艺术表现的矛盾，使设计、生产、经济得到有机的统一。包豪斯的工艺思想，重视现代材料、现代技术、现代结构的应用，并由现代工业直接创造美学价值，这对工艺美术创造，适应时展，结合生活需要，工艺美术新领域的开拓，工艺思维的启迪，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包豪斯工艺思想强调工艺美是体现功能和运用结构的必然结果，并认为传统是阻碍机器产品设计的因素，因而认为功能就是美，并忽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

从上面两个例子看，中国的现代设计虽然起步很晚，但是也曾经受到包豪斯的影响。不过，中国在接受包豪斯的设计与教育理论的时候，比较注意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结合，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事实上，中国艺术设计很容易接受包豪斯的思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即易学文化、老庄道家哲学思想和孔孟儒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譬如，格罗皮乌斯“把人作为尺度”，“平衡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约翰·伊顿把老庄的道家哲学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直接用于教学实践当中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为贵”、“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包豪斯的出现，是现代工业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建筑史、工业设计史和艺术史、艺术设计教育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包豪斯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紧随社会进步，不断更新观念，积极创立新思维。

创立新思维比艺术设计教育本身更重要

任何改革，当然也包括教育改革在内，都是对不适应新形势的旧体制的改造，从而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体制。改造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首先就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没有这个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不可能建立起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体制。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刚刚从传统的美术中分离出来，一切都还不健全，所以更需要我们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尽快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对现代艺术设计的要求。

首先，冷静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我们现在有一种怪现象，一谈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抽象时，满口的大话、空话，又是博大精深，又是五千年文明，可是一到具体时，就连篇的丑陋中国人，老祖宗的劣根性，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博大精深”、“五千年文明”，都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这种历史文化的沙文主义和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同样都是要不得的。

近二十多年，由于在学术上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我们在对待传统民族文化与艺术问题上，提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过去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客观态度。譬如对易学文化，对孔孟的儒学、老庄的道学、中国化的佛学的研究，对巫术、风水术，或者叫卜筮文化的研究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民主的学术讨论空气。这正是同志一贯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的观点。对此做过详细的解释，他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在对待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上，我们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断章取义的态度。关于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研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多有讨论，这里仅从学术角度上举艺术的个案，对思维方式的转变加以简略的讨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洋插队”的热回国，国内马上做出了积极影响，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当中有谋求商机的商人；有暴富后的收藏家；有怀旧的有闲阶层；有为学术探索的学者，等等，不一而足。新加坡的收藏家、心理医生杨新发在新加坡HOUSEOFMAO（毛家餐厅）搞了一个最具轰动效应的展览。他将这次展出的二百件收藏品，归纳为十三个主题。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主题下，展出的塑像和瓷板画；在“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主题下，展出以猫为主题的作品。其他主题还包括：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英雄人物、、革命样板戏、救死扶伤等。

艺术界对艺术的研究，则是出于艺术家对历史的责任感。艺术家郑腾天与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L）贝尔金美术馆馆长史华生教授（SCOTTWATSON）、深圳画院美术史学家严善淳三人，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办艺术展，目的是为了“追寻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被遗漏的篇章”。郑腾天在后来的文章中说：“在中国、学在国外，这是许多中国学者不无感慨的政治现实。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20世纪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不同时期的大众文化。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和历史学者也在运用新的方法探讨时期的文学艺术。”

研究美术史，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艺术史学家王明贤和严善淳耗时近十年，完成了《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在‘史无前例’的中产生的美术作品，也是非常奇特的艺术”，“美术家关注‘’美术史”，“在于其中蕴含着的史学价值及它与整个20世纪美术史的联系”。

批评家认为，该书是一本具有很强学术意义的著作。重新审视历史，从学术上、艺术上、史学上对美术史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画家高名潞，也在研究美术史，高在《论的大众艺术模式》中，对大众艺术进行了探讨，文章说：“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高把大众艺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42年至1949年延安时期的稚拙时期；1949年至1966年“苏化”时期；1966至1976年的成熟期。高认为，自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大众艺术就成为此后半个世纪中国艺术的标准。大众艺术无疑拥有最大的优势。中，《去安源》一次发行9亿张，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全民请宝画的热潮，这种现象可堪称世界流行艺术之最。

从以上这些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艺术家正在用比较客观的思维方式，对待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与艺术。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正确，理论是否成熟，研究是否成功，这只能留给实践证明。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他们还没有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艺术，虚无到零的程度，还能够在急剧变化的信息时代，及时调整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我们的艺术。仅此一点，就是非常可取的。

其次，要正确对待国外的艺术与设计。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非常有害的，但又是根深蒂固的坏东西，这就是“上有好之，下必兴焉”。表现在社会上，就是大众的“起哄”心理，一种潮流来了，大家都跟着起哄，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是推波助澜造成的后果却是十分恶劣的。表现在学术上，就是专家的“盲从”心理，一种潮流来了，大家都跟着追逐，实践上紧跟照办，理论上狗尾续貂。20世纪50年代，我们提倡向苏联学习，于是，“苏化体制模式”、“苏化经济模式”、“苏化文化模式”、“苏化艺术模式”、“苏化教育模式”……苏化模式遍地开花，甚至那个时代出生的孩子，也要起一个苏化模式的名字。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唇枪舌战，互相攻击，我们又全盘否定苏化模式，把苏化模式批得体无完肤。人人“谈苏色变”，沾上点“苏”字边的统统被斥为“修正主义”，连学俄罗斯语言的也自愧形陋。如今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苏联的光辉已经成了“昨日黄花”，苏联人都成了“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我们对苏联的东西，从“讳莫如深”，转到“不屑一顾”，或者干脆“嗤之以鼻”。假使我们冷静一下，用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仔细分析一下，苏联的那块“他山之石”，也还是有许多“可以攻玉”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倡向发达国家学习，有些人又走极端，一切都是西方先进，中国落后。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以西方为美，以美国为美，到处都重复着当年狂热追逐“苏化模式”的故事。西化之风，比之当年的苏化之风，更甚，更烈。假使我们仍然冷静一下，再用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仔细分析一下，西方的那块“他山之玉”，也并不都是白碧无暇。至少，叫人一味欣赏性器官的“花花公子”、充斥的败德“新视觉”……就未必是我们必须要去攻的文化艺术之“玉”；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罗丹笔下的资本主义的种种丑恶，也决不是我们今天必须效仿的文学与艺术。

在对待外来文化与艺术，也包括教育，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一种积极分析的、批判吸收的、扬弃选择的思维方式，全盘否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看齐也不是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同理，如果追求上述的极端态度，也不是一个学者，或者专家、艺术家、教育家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文化、科学和艺术，也将无从谈起。鲁迅先生曾经提倡“拿来主义”，那是指对我有用的“拿来”；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扬弃选择。事实上，西方人在对待东方文化与艺术，从来不是“刘姥姥大观园，捡到筐里都是菜”。西方有先进的科学，也有落后的文化；有美的艺术，也有丑的设计……一句话，西方有真善美，东方也不净是假丑恶。

第三，对艺术与设计教育而言，转变思维方式，更是刻不容缓。这是上面讲到的艺术设计的实践需要，或者说是市场的需要，也就是说，客观形势逼迫艺术设计教育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当然，这里有一个怎样转变的问题。

我们的艺术设计，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而兴起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应该说，在中国，艺术设计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市场经济发生了割不断的联系。我们搞市场经济，原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艺术设计更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滞后于艺术设计的艺术设计教育来说，就更是盲人摸象，难以掌握要领。但是，经过二十几年的摸索，即使没有经验，也会有许多教训。所以，现在是我们应该冷静下来的时候，认真回顾一下这二十几年的实践，找出一些经验教训，总结一些可以作为指导思想的东西，这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对已经搞了上百年的西方艺术设计教育，要加以分析，一个是分析他们的成功经验，一个是分析他们的失败教训，从中找寻一些适合我们的东西，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方法，大胆引进，大胆消化，使它变成中国化的东西。历史上，舶来品的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存的中国佛教。大家知道，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是中国佛教，而不是印度的佛教。

在建立新思维上，我们可以借鉴包豪斯。如果包豪斯没有一批锐意改革的教育家，就不会有后来成为世界艺术设计教育楷模的包豪斯。包豪斯的教育改革，是建立在国家和人民，乃至整个社会的要求基础之上的。从19世纪末叶开始，德国人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想要用它来取代原有的学院体系，并且把工艺与美术紧密结合起来。德国人认为，艺术教育的改革问题，是关系到德国经济生死存亡的大事。德国比不得美国和英国，它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它必须依靠熟练工人和工业，生产出复杂细致的优秀产品用于出口。社会对设计师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想满足这种需求，必须在艺术教育中采用全新的方法。教授们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认为进行教育改革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把美术学院与工艺学校合并起来的教育改革，不是政府官僚提出的，而是教授提出的。他们认为，不应该由自己的人，即美术家来掌管新创办的学校，而应该把它交到一位建筑师的手里。于是，格罗皮乌斯就成了包豪斯的掌舵人。

如果说包豪斯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教育改革，首先是，而且应该是教育家的责任，教育家应该主动挑起这副重担。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将无法设想。当今的世界，是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与世界同步也好，与国际接轨也好，如果没有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将面临重大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应该有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重新定位艺术设计教育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按照两种模式进行。一种是在综合性大学、专业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另一种是在各种工科院校，如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等。前者偏重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后者偏重不同专业的工艺与专业技术训练。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开设的不同的课程上明显看出来。这两种教育模式本来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但因为现存的教育管理体制，如综合性大学隶属教育部门；专业美术院校隶属文化部门；工科院校隶属各产业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常常“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不相往来”，是天生就决定了的。我们知道，中国的高校招生，历来分文理两大类，演变到今天，这种体制已经波及到基础教育的中学分科问题。而艺术设计学科，也因为这个招生体制，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所以，以文科考试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工艺与技术训练，以理工科考试进入工科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即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又有近二十几年的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各地各校，不分是否具备条件，一窝蜂地上艺术设计专业，更使艺术设计学科的教育模糊不清。不仅学科教育本身模糊不清，也使艺术设计专业在社会上产生许多混淆不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否转变一下思维方式，打破文理科界限，把艺术设计教育统一起来，不论其设在什么学校，工科也好，文科也好，都用一个标准确定教育对象和教学方法。这样既能避免学生接受知识上的偏差，也能衡定各类学校的师资和教学水平，同时，也使学生来源得到合理配置。譬如，工科院校招生，强调理工科成绩，所以使一些不具备艺术素质的学生进入建筑设计、产品设计等专业。而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又对文化课程，特别是数理化课程望而却步。现在，由于实行“三加X”考试，这一点在招生上基本上没有障碍，主要是思想再解放一点，把这种选择学生的方式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在具体教学课程的设置上，也应该打破现行的画地为牢的方法，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要开设相关的工艺课程，工科院校的设计专业也要开设更多的美术基础课程。专业之间要有更多的融通性，不要把落在不同学校的相通专业，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在师资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或者仿效包豪斯的作法，走艺术家和设计师结合的道路，不要搞孤芳自傲，专业上的“沙文主义”。有一点需要指出，自从我们开始把艺术设计独立出美术（THEBEAUTIFULARTS）以来，由于艺术设计自身的诸多原因，美术师对设计师总是不屑一顾；工程师对设计师也多有讥讽。这是十分有害的，也是十分要不得的。我们不能把“大师”与“工匠”对立起来，大师与工匠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

加强基础教育，为专业艺术教育提供人才保证

本书虽然讨论的是艺术设计的高等教育问题，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这个问题又不能不联系到艺术的基础教育。所以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艺术的基础教育问题。

在中国，对艺术和艺术教育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更不要说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这一点从我们的初级教育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从幼教到高中，几乎是把艺术教育置于从属的、可有可无的地步。近些年虽然有所改变，但也只是理论上的变化，实践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为了尽快实现艺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以尽可能短的时间走完这段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比较成熟的经验。

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艺术教育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强化艺术教育。从许多国家的标准和实践看，能够为我们所借鉴的，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艺术教育对象的普及化。把艺术教育作为义务教育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纳入教育计划；二是艺术教育目标的整体化。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高度，提出艺术教育“真正重要的是要唤起创造的热忱，帮助人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三是艺术教育的多元化。实施艺术教育多渠道、多层次，主要有艺术学科教学、渗透性艺术教育，即在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学中渗透艺术教育、课外艺术教育活动等；四是艺术教育的个性化。所谓个性化，就是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因材施教，充分开发学生艺术创造潜能；五是艺术师资的专业化。艺术师资都要经过专门培养，取得高等艺术教育资格。

美国在1994年制订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就是一部非常完善的艺术基础教育的法规，不仅为美国的艺术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为高等艺术教育夯实了预备人才基础。《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从幼儿园至十二年级，对每个学生提出了四门艺术学科（音乐、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教育标准。

《标准》提出：艺术教育是为全体学生的，不论其背景、天赋或残疾，都有权享受艺术教育。艺术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辨别充满形象与符号世界。《标准》要求每个学生了解什么是艺术？艺术家如何工作，他们运用什么工具？传统的、通俗的和古典的艺术形式是怎样互相影响？艺术对自己、对社会的重要性何在？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过程中，学生要逐步理解每门艺术学科的本质，以及赋予每门艺术学科生命力的知识和技能。《标准》还对我们当前讨论热烈的艺术与科学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它认为，艺术的心智方法与科学发现、技术开发的思维过程相仿；科技不仅是改造经济的力量，还是推动艺术的动力；艺术能够启发学生认识和运用科技手段与达到理想目之间的关系。

《标准》对视觉艺术的规定，涵盖了素描、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电影、电视和民间艺术。视觉艺术可以作为创造活动、历史和文化的探究或分析的基础。学生必须学习视觉艺术中与各类作品相联系的语汇和概念，必须能够运用视觉、口头和书写形式展示自己的能力。帮助学生通过广泛的材料、符号、形象和视觉表现，学习视觉艺术的各种特性，反映他们的观念、感受和情绪，评价他们的艺术学习成果。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标准》又提出了步步深化的具体要求。

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是根据《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要求制定的，其根本宗旨：一，建立全面、透彻、坚实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二，明确艺术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和建设文明社会的作用；三，强调学科的合理联系，力求实现整体教育；四，把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民族背景作为艺术课程的基础，强调艺术教育的文化多样性；五，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效运用，准确理解技术手段、艺术技法和艺术追求之间关系；六，为艺术教育的实施及评估提供严肃的学术准绳和成就衡量尺度。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把艺术确定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享有与其他七门核心学科同等地位的作法，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在基础教育中强化艺术教育的作法，提高了全体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不但保证了高等艺术教育的学生质量，而且减轻了高等艺术教育中的基础知识教育压力，对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十分有力。这种早期抓普及的教育方法，实质上就是同志曾经倡导的普及与提高的教育方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详尽地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他说：“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就艺术设计而言，普及教育不是高等艺术院校的工作，而是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工作。但是，提高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则有赖于基础艺术教育的普及。

第二章走中国化现代设计教育道路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历史，而这二十几年，恰恰又是中国各个领域大分化、大改组最为激烈的时期，商品化以从来未有的攻势，在中国各个领域占着上风。也正是这个原因，一开始就与市场经济结下不解之缘的现代艺术设计，从来就无暇冷静下来，审视自己的理论，研究自己的教育。二十几年一贯制，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急匆匆追赶着商品经济的末班车，即使不叫人疲劳，也会令人枯燥、厌倦。如果说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第一代（也就是二十几年前从美术中分离出来，扯起现代艺术设计大旗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使命，那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设计，则需要我们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探索和建立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和教育。

教育思想是建立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包豪斯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很容易发现许多教育思想的影子。教育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人民教育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志就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人民教育》创刊号1950年5月1日）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早在1934年在论述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时就提出：“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后在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六十条、中等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等条例中，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旧式分工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弊端，基于现代大工业生产对人的要求，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其方法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化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未来的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列宁也曾经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教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

对教育思想有过非常准确的解释，他说：“德育、智育、体育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而不是相互对立或互不相关的”，“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均衡发展，不均衡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因此，他要求学生“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为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而努力”。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教育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的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邓小平强调指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时代要求。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地解释了这个思想，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个思想。包豪斯是工业革命初期的产物，从它成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正确。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不可以把教育思想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实践中来，用以指导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改革，建立新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教育思想讲“实事求是”；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建立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

理论联系实际，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也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要求。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著作选读》，上册，第100页。）要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理论要和实际联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增长才干，而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他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选集》第4卷，第1515页。）1964年8月，他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在教学方法上，早在1929年同志提出的红军大学十大教授法，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出，教师教育学生要充分注意学生的情况，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同志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和发扬同志这一光辉思想说：“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业，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在如何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上，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他还说，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外国文化，认为，“采取排斥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一切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但是“盲目搬运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应当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邓小平对在新形势下发扬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光辉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同志非常重视普及教育，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教育思想和邓小平教育理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体系；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着力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思想的精髓。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的“三个面向”和培养“四有新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精髓，既继承了教育思想的精华，又抓住了时代特征，体现了现代教育改革开放的精神风貌。

综上所述，教育思想，是指导我们建立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正确思想，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也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这一点不但从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得出结论，从包豪斯的教育实践中，也完全可以得到证明。我们在建立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作法，不同的形式，但最本质的一条不能动摇，那就是必须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建立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如果说教育思想（这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那么，从包豪斯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总结出对我们今天有启发性的东西。这就是教学、研究、创造（生产）三位一体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教学为研究和创造服务；研究为教学和创造提供理论指导；创造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实验基地，同时也为现代设计教育提供可能的经济支持。这种良性循环的教育体系，自包豪斯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西方国家的现代设计教育所采纳。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时期，我们一直采取这样的教学方式，只是到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整个国家教育走上了停顿状态，这种教育体系也被破坏了，后来学校虽然逐渐恢复教学，但是，极左思潮却把“生产劳动”推上了极至。以至于在极左思潮统治之后，我们对这种曾经取得很大成绩，积累很多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讳莫如深。近些年，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提倡素质教育，才开始回顾这种教育体系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对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今天的学生来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从家门走进学校门（有小学经中学而大学校门），从未接触过社会，与包豪斯的学生有很大不同。包豪斯的学生，有点象我们后期的工农兵大学生。弗兰克·惠特福德（FURANKWHITFORD）在《包豪斯》一书里这样描绘当时的学生：“最早到魏玛包豪斯来上学的那些学生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是条成熟的大汉，早就被兵役打磨得粗砺起来了，有些人有炮弹震荡后遗症，有些人已经成为残疾。另外一些人还是孩子，已经开始在美术学院里学着绘画或者雕塑，或者已经在工艺美术学校里学着一门工艺技术，他们只是在两校合并的时候，箭简单单地随着老师转到了这里；有一些学生是跟着伊顿从维也纳来的；有些人在此之前已经是合格的艺术家和教师，因为包豪斯前所未有的教育方向而兴奋不已。”

面对我们今天的学生群体，实行三位一体的模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更能培养出社会和市场上急需的合格人才。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但可以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素养，还可以掌握比较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样，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事实上，今天的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不是书呆子型的学生，而是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在社会上，或者市场中，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些知名的大企业，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对刚刚毕业的学生，甚至清华、北大这样一流学校的毕业生，也表现得相当冷漠，而对在中小企业取得二至三年工作经验的学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这说明，我们的学校教育并没有达到社会，或者市场需求的标准，后一部分理应学校完成的教育，事实上是由大量的中小企业代替学校完成了。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中小企业叫苦不迭，认为自己成了大企业的员工培训基地和人才储备库。但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又使这些中小企业无可奈何。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而且在持续升温，折射出我们学校教育的严重缺陷。

诚然，我们今天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与包豪斯不可同日而语，譬如，包豪斯由学校作坊进行的教学活动，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与相应企业的联合进行。大量高新技术的出现，也可以使我们直接采取高新技术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前面提到的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虽然是针对初级和中级教育而言，但也十分明确地提出学生必须掌握新媒体技术的要求。仅就这一点，也足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有些人认为，现代主义已经走向死亡，作为现代主义据点的包豪斯的理论和经验也已经过时，不能再老抱着旧东西不放。这种观点有些片面，当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当中那些科学的东西，却被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接受过来，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现代主义虽然在逐渐被更新的理论所代替，但它所具有的科学合理的部分，却也以另外的形式，被取代它的新理论所吸纳。所以，就个别意义上说，也许包豪斯的理论与实践有过时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包豪斯的理论和实践中，总结出一般的、可以借鉴的规律性东西，那么，包豪斯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指导意义的东西。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教育思想，以及上溯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那样。

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高潮时提出来的，它正是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社会对劳动大军的需求，才产生了那样的思想理论。今天，我们在教育改革中，以适应时代需要为方向，逐步建立起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这既符合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

建立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点结合教育体系

当前，在我们的教育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必须强化本科教育，后来又开始强化研究生教育。事实上，这是一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顾客观需要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全国不顾条件具备与否，不顾教学质量，一律办大而全的高等院校的风潮；导致了学校不顾条件具备与否，一律搞大而全的学科教育。这种风潮产生的恶果，是使我们的高等教育有数量而没有质量。

通过社会调查，我们会发现，第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总是在梯次结构上进行，从来就没有单一需求的状况，社会或者市场，需要“阳春白雪”，同时也需要“下里巴人”；第二，本科毕业生素质个体差异越来越大，甚至出现研究生不如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受欢迎的局面；第三，在近几年的人才交流会上，我们发现，上海、北京、广东等一些经济发达，高科技产业密集的地方，许多知名度很高的行业和企业，专门聘用专科学生，甚至连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也不屑一顾。他们说，我们第一线急需要高级、熟练的技师，而本科生和研究生，大都眼高手低，难以适应生产需要。这说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总是高、中、底按梯次结构进行的；第四，就我们国家当前，或者今后一个相当时期的实际情况看，不可能，也办不到普及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如果勉强的人为普及，那也是以牺牲中国长远教育利益，甚或是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如果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甚或博士、博士后，连国外的技术学院毕业生都不如，那么，我们还谈什么与国际接轨，有什么能力与国际竞争！

有鉴于此，我们在现代设计教育上，应该按着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按专科、本科、研究生梯次分开。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在课程设置上，也要有所区别。譬如，专科教育，以实际操作能力为主；本科教育，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并且要有较强的实践指导能力；研究生教育则可以完全理论研究化。此种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中国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同时，因为目标明确，线条清晰，也可以避免现实中的学生素质事实上的参差不齐，滥竽充数。

从实际情况看，社会或者市场需要更多的是能够在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专业技术人才，并不总是需要硕士、博士、博士后，特别是那些图有虚名的研究生。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教育产业化，就把学校搞成以追求最大经济利润的企业，抓住社会上人人都想上大学的从众心里，盲目扩大招生，人为拔高教育身价。事实上，我们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常常不都总是有着博士头衔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美国艺术设计界，它的众多从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并没有象他们欧洲的同行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哲学理论，但是，他们却成为领导当今世界艺术设计新潮流的群体。中国香港的靳埭强，是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但他并没有十分耀眼的博士头衔。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生是由小学生培养出来的。美国工业设计的重要奠基人雷蒙·罗维（RAYMONDLOEWAY），创建了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设计公司，他宣扬现代设计最重要的不是设计哲学、设计概念，而是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他说：“对我来说，最美丽的曲线是销售上升的曲线。”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失之偏颇，但是从中也可以感觉到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目的性。

为了使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站有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对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点结合的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尽快使它成为我们艺术设计教育的主导体系。

第三章整合现代艺术设计教学体系

就艺术设计学科当前的教育情况看，整合艺术设计教学体系，是艺术设计教育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问题涉及到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评定、教师配置等等诸多问题，需要统筹解决。在中国，虽然搞了几十年的工艺美术教育，又搞了二十几年的现代设计教育，但是，到目前为止，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譬如，我们目前的现代设计教学，还没有统一规范的教学内容和相应的课程设置，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和相应的教学评定标准，教师资源配置也不尽合理。尤其是新兴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一些学科，如电子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必须得更为突出。这些问题直接造成现代设计教育的混乱和学生获取知识的不平衡，同时也是导致学生能力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充实教学内容，整合课程设置

充实教学内容，整合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教材的改革上。我们目前尚无统一的艺术设计教材，各个高校艺术设计专业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下面以一些学校的本科教育课程设置为例，具体比较分析各自的特点。

第一，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必修科目：素描基础、书法基础、油画基础、國画基础、見微知著──艺术导论、中國艺术传统、西方艺术传统、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术科专业科目：人体素描、实验素描、创意水彩画、设计、摄影基础、凹凸版画制作、立体设计基础、混合媒介、陶艺基本技法、行草、楷隶、篆书与篆刻、山水初阶、花鸟初阶、人物初阶、現代水墨初阶、书法专修、丝网与平版版画制作、西画进阶、空間与裝置艺术、陶塑艺术、雕塑─造型与物料、摄影进阶、山水进阶、花鸟进阶、人物进阶、現代水墨进阶、绘画创作室、当代绘画创作室、国画创作室、书法创作室。

学科专业科目：中国宮廷绘画、传统与变化──中国文人画、考古与入门、港澳考古、東亚宗教艺术──印度、南亚、中国、韓国、日本、中国古典书法传統、士人的艺术──宋至清书法、西方現代艺术──現代主义与理想世界的追求、新时代的挑战──二十世紀中国绘画、当代西方艺术──后現代时期的艺术取向、艺术游观、后启蒙运动、革命时代到現代世界──1750至1860的欧洲艺术、三城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斯、威尼斯与罗马的艺术、东西相遇──香港的艺术、中国佩玉和葬玉、中国陶瓷──历代名窯擷英、吉金──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国艺术史专题研究、瓷都景德镇──晚期中国陶瓷史。

第二，台湾大叶大学造型艺术系

课程设计

造形艺术的三大领域为：

(一)绘画组：包括油画、水彩画、水墨画、膠彩画、粉彩画以及插画、版画等课程。以此基础，可向“应用绘画”发展；

(二)雕塑组：包括雕刻（含石雕、木雕）、塑造二类立体造形以及裝置艺术等课程內容；將來除了当雕塑艺术家之外，并可向各类工艺及产品造形方面发展；

(三)工艺组：包括有陶艺、金工、编织、漆艺等工房。在应用上，可向相关产品创作上发展。

课程安排

校定必修：国文及应用文、英文、英语听力、生活英语、本国历史、立国精神与宪法与立国精神、通识、法学素养、心理学、計算机概论I、军训、体育。

院定必修：英语文能力检定、計算机概论Ⅱ、工厂实习I、Ⅱ、艺术概论、素描I、色彩学I、造形原理、造形基础I、摄影学、艺术史I、设计概论。

系定必修：素描Ⅱ、Ⅲ、Ⅳ、造形基础Ⅱ、综合素材I、Ⅱ、西洋艺术史、本国艺术史、当代艺术史、美学概论、艺术哲学概论、专题研究I、Ⅱ、毕业制作I、Ⅱ

专长分攻(任选一组)：绘画組：绘画I、Ⅱ、绘画材料学I、Ⅱ。雕塑組：雕塑I、Ⅱ、雕塑材料学I、Ⅱ。工艺组：工艺I、Ⅱ、工艺材料学I、Ⅱ。

共同学修：图学、艺用解剖学、进阶艺用解剖学、工艺概论、金工工藝I、Ⅱ、纤维艺术I、Ⅱ、染色、陶瓷工艺I、Ⅱ、漆工艺I、Ⅱ、水墨画I、Ⅱ、版画I、Ⅱ、油画I、Ⅱ、水彩画、粉彩画、膠彩画、书法、插画、石材艺术I、Ⅱ、木属艺术I、Ⅱ、塑造I、Ⅱ、裝置艺术I、Ⅱ、民俗学、裝饰图案、光影艺术I、Ⅱ、玻璃工艺I、Ⅱ、台湾艺术史、艺术心理学、素描研究I、Ⅱ、雕塑結构研究I、Ⅱ、西洋雕塑史、中国雕塑史、传统漆工艺研究、漆画创作、油画研究、绘画创作研究I、Ⅱ、浮雕創作、环境艺术、喷砂艺术、铸造、雕塑与环境研究I、Ⅱ、艺术评论、艺术管理、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学、特別讲座I、Ⅱ、电脑艺术I、Ⅱ、、音乐鉴赏。

第三，东华大学美术学院

装璜艺术设计主要课程：一、平面设计：设计概论、构成设计、图形设计、色彩设计、字体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标志设计、插图设计、摄影技法、计算机辅助设计、企业和机构视觉形象设计、销售环境设计；二、广告设计：综合造型基础、综合设计基础、广告概论、广告文案与创意、市场营销、媒体研究、广告摄影、计算机图形设计、平面广告设计、立体广告设计、平面设计等。三、摄影专业：摄影史、摄影机械、感光材料、摄影技术技法、暗房工艺、构成原理、平面设计、人像摄影、广告摄影、产品摄影、摄影艺术创作、计算机图形设计；动画专业：综合造型基础、综合设计基础、透视学、影像表现编排设计、字体设计、图形设计、动画美术设计、原动画技法、影视广告、漫画、计算机辅助设计、电影、动画赏析等。

工业设计主要课程：美术史论、设计史论、设计美学与设计文化、设计思维、综合设计表达、综合造型基础、设计概论、材料及成型原理、计算机辅助设计、人机工程学应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创新性产品设计、改良性产品设计、网络设计、虚拟现实设计、多媒体艺术设计、三维动画设计、展示概论设计、展示环境与空间设计、博览策划与设计、汽车设计程序、空气动力学、汽车造型设计、非机动交通工具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主要课程：环境艺术设计概论、环境行为心理学、中外建筑史、建筑设计基础、人体工程学、设计方法与程序、设计标准与预算、室内设计、装修构造设计、陈设艺术设计、家具设计、景观设计、广场设计、园林设计、专业调研与实习、工程项目实践。

第四，清华大学

工业造型设计主要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法律基础、经济管理基础、体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计算机组成及网络、3D-STUDIO、素描、色彩画、基础图案、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摄影、中国工艺美术史、设计基础、雕塑、画法几何、模型技法、设计制图、设计与消费心理、人体工程学、材料与加工、设计概论、设计思维与方法、专业史论、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中外建筑及室内设计史、专业课程、材料表面与装饰工艺、视觉设计、三维电脑设计、环境设施设计、日用器具设计、工作机具设计、改良性产品设计、开发性产品设计、展示设计、装饰造型、实习课程、毕业展览、毕业设计(论文)

第五，吉林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主要课程：马克思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法学基础理论、体育Ⅰ、体育Ⅱ、体育Ⅲ、素描Ⅰ、素描Ⅱ、计算机应用、色彩Ⅰ、色彩Ⅱ、绘画透视、艺术概论、英语Ⅰ、英语Ⅱ、平面构成、美学原理、装饰绘画、中国画（人物、花鸟、山水）、设计概论、文字设计、立体构成、摄影Ⅰ、摄影Ⅱ、色彩构成、黑白画、实用工艺美术设计与民间艺术、图形符号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室内外装饰与装修、包装设计、丝网印刷工艺、广告设计、摄影、色彩写生、电脑美术平面设计、容器造型与纸结构设计说明、书籍装帧、平面广告设计、销售心理学、电脑创意、印刷工艺、学年论文Ⅰ、学年论文Ⅱ、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上述五个学校，横跨，虽然不能代表所有艺术设计学科，但是也很说明问题。第一，艺术设计学科交叉广泛，加大了各地各校在课程设置上的随意性。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严格划分专业界限外，全体学校都是以某一专业为主，向其它专业延伸，延伸的深度和广度则视自己的情况而定，这一点在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和上海东华大学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对专业实行三级细划，严格界定专业，各自形成独立的教学系统，互不介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长期的工艺美术教学，使它们形成了这种模式，所以，在它们身上就表现得十分突出。第三，极为重视政治理论教育，除香港中文大学外，都在这方面显示了非常突出的特征。清华大学没有列出这方面的课程，但)(也决不会少，虽然这种教学常常流于形式，但是学校却从来没有放松。第四，忽视传统文化教育。这一点在内地的学校中表现最为明显。譬如对艺术设计都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易学文化、儒、道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诗辞歌赋。第五，对艺术设计的媒体，或者说使用的技术手段，表现了十分明显的传统观念，对影响艺术设计的科学技术，几乎被所有学校忽视。而这一点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艺术基础教育中，都已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通过上面的概略分析，我们是否可以整理出下面这样的思路：

第一，承认艺术设计学科的相通性，加大共同性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产品设计（包括建筑、工业等等）、平面设计、环境设计、装置设计等等，在艺术设计这个大概念下，大范畴里，它们之间的总体共同性，远远大于个体差异性，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更多的体现在它们各自的不同工艺上，而这又是它们各自学科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加大共同性课程的设置，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培养高素质艺术设计人才必须的。这种加大，不但要有广度，而必须要有相当的深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叶大学基本上是按着这个思路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从他们的课程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共同性专业课程的比例，远远大于个体性专业课程。这种模式，可以使学生在学校受到更加完整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同时也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综合专业素质。表现了明显的市场取向意识。

第二，在共同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各自深化的专业。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叶大学在这方面显示了更多的灵活性。在接受比较全面、完整的艺术设计学科教育基础上，由学生自己根据各自的喜好选择不同的专业课程，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不必事先划定更细的专业界限，譬如清华美术学院对专业的三次划分。此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艺术设计专业总体知识，也有利于学生走向社会后的就业选择。这里所说的就业选择，并不是指学生对工作岗位的选择，也包括社会岗位对学生的选择。这里有一个现实的个案，某内地重点大学的一位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去某用人单位应聘，在试讲课时，这位学生讲CI设计，这是当前很受社会重视的一门课程，讲的很好，在现场听讲的用人单位的领导、教授、学生，都非常赞赏，表示了几乎一致的满意和接受。但是，后来有领导说，这位学生的确比几个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讲的都好，但我们这次招聘的岗位是工业设计教师，而他是艺术设计毕业生，于是就出现了用人上的以细划专业画地为牢的局面。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一次、二次、三次细划专业，并不一定很科学，这种思路既不符合综合素质教育的思想，也不利于人才市场上的双向选择。从根本上讲，就是于有意无意之间，制约了人才的最佳配置。所以要改变一下目前专业划分上的误区，使整个艺术设计专业的学习更具有融通性。

第三，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教学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保证设计师创造力的必不可少的功底，我们应该在现代设计教育上有所充分的体现，增设这方面的课程，加大这方面的教学力度。具体教学方法上，可以采取专题讲座、沙龙式研论和传统授课等不同形式。这方面，不但要讲技法，如中国书画的技法。更要把重点放在研究它们的思想上，它们所体现和展示的深邃意境上。譬如晋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可以从曹植的《洛神赋》、张华的《女史箴》等文章中激发出流传千古的名画；唐代的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写出了美妙的辋川诗歌，创造了著名的辋川园林艺术，作出了绝伦的辋川山水画，这是为什么？所以，要使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和艺术时，在“博大精深”、“融会贯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第四，在学习和掌握传统艺术设计知识的同时，应该提高对新媒体这个艺术设计载体的认识。这就是说，要积极学习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能够使学生熟练运用高新技术工具和表现手法。比如我们现在还把爬图板的手工绘图，当成产品设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岂不是太滑稽了吗？现在我们到处都在宣传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问题，科学家讲，艺术家也讲，设计师更讲，但体现在现代设计教育上，却还是各走各的老路，这就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我们的艺术设计与市场结合的那么紧，与工业化结合的那么紧，这本身就要求我们的现代设计教育，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来。这方面，一要提高认识，二要加大投入，三要全面推广。

第五，加大材料科学的教学力度。对于现代设计来说，材料的掌握和熟练运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产品设计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譬如建筑设计，没有对新材料的认识和熟练运用，就不可能设计出集艺术与科学一体的优秀作品来。信息时代，材料科学发展很快，一个面向未来的设计师，必须及时的掌握他的变化，熟练运用它的优越性能。当前材料科学正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高科技含量的新材料，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材料，必须让学生掌握这些材料科学的发展趋势，在设计中熟练的运用它们。

第六，加大实践课程的内容、方式和课时。现在我们过于强调“学院化”教学，在教学实际中，常常把实践，或者叫实习，当成儿戏，流于形式化。教的不认真，学的很马虎，根本起不到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增强理论教学知识的效果，这几乎成了中国内地学校的通病。事实上，这种必要的实践课程，对艺术设计这门具有较强应用性质的学科，是非常必要的。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种实践课程，今后可以走与企业和社会联合的路子，使学生有针对性的做，而且做出的东西就叫它成为产品，进而成为市场上的商品。这是一种主动的实践教学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被动实践教学带来的不良因果。

如果把上面的思路整理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教学内容的整合，一，思想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更包括东西方艺术与科学、设计与技术思想理论等；二，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艺术教育，包括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融、易学文化、老庄学说、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含有诗辞曲赋）等；三，专业技能教育，包括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创造能力、操作水平、科技运用等。三者之间，前两者是学生的软件，后者是学生的硬件，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如同一台计算机，软件、硬件缺一不可。按着这个思路设置课程，不是在旧基础上的课程表的简单增删，而是在新思维下的总体整合。

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应该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艺术设计，归根到底是通过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合成手段，创造着人们的全新生活，在这全新生活里，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所以，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化与艺术，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一无所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不可能有什么优秀的创意。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因为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取得今天的可圈可点的艺术设计成果；靳埭强、韩美林等人，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也决不可在申奥会徽的竟标中，一举夺魁。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比较详尽地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设计的巨大影响，这是传统文化与艺术在现代设计实践中的体现。那么，作为为社会培养设计人才的教育，也应该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与艺术，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浩如烟海，从何而教？从何而学？诚然，我们不是历史专业，也不是哲学专业，更不是文学专业，我们不可能叫学生作为专业学者去研究它们，我们只能学思想，学方法。特别是易学文化思想、老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中包含的意境美、语言美、形式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生，明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打下坚实的创造基础。我们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甚至科学家，都曾经从我们民族文化与艺术中，引发出创造的灵感，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不朽之作，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前面已经多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接受完整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同时，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熏陶呢？这里提出三种可资借鉴的方法，供大家讨论。一是专题讲座；二是学术报告；三是沙龙式讨论。

第一种方法，可以在每学期，规定出若干的专题讲座，系统地、概论式地对易学文化、老庄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曲、赋等，进行专题讲座。这种专题讲座，要有知识性、趣味性、针对性。所谓知识性，就是使学生获得比之以往的泛泛学习，掌握更多的有关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信息；所谓趣味性，就是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外，有更浓厚兴趣、更自觉的意识去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相关问题；所谓针对性，就是使学生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与自己的专业知识联系起来，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介入，使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综合性的创造能力。

第二种方法，可以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就某一课题，或者某一方面内容，进行学术讨论。可以有专人讲演，也可以大家都发表自己的学术报告。这种学术报告会，必须具有较强的实际针对性，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紧密性。前者要求把传统文化，或者古典文学与艺术，有针对性地运用于自己的专业；后者则要求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

第三种方法，可以由任课教师，在学习的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召集学生进行讨论，使学生在接受一种新知识后，有机会反刍消化，并且有机会通过讨论，产生一些新奇的艺术或设计灵感。大文学家坡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常读常新，这是大家都能在学习中经常体验得到的。

当然，上述三种学习方法，也不是绝对的，也可以有更多样化的形式，譬如专题讲座与沙龙讨论的结合，与学术报告的结合，与学生作品展示的结合，甚至可以多种方法交替进行，穿行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不间断地、持续地教与学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而提高教与学的质量。

科技成果应该反映和促进艺术设计教育水平的提高

现代艺术设计在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尽管这种理论和实践成果，仍然伴随着人类的不断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更新着，变化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随时把科技成果反映、或者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上来。现代设计艺术是一种实用艺术（THEUSEFULARTS），或者是应用艺术（APPLIEDARTS），它与“纯粹艺术”或者美的艺术（THEBEAUTIFULARTS）不同，设计，原本就是美的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和两者的载体。所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理所当然应该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紧紧追踪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及时把高新技术成果引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总是用旧的知识、旧的方法，教育未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使他们背负着旧的知识走向新时代。信息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已经由过去的上百年、几十年，发展到三至五年，所以，必须用不断更新的知识武装未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信息社会，高新技术在层出不穷的涌现，譬如电子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正在冲击着传统艺术的载体；材料科学的进步，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促使产品的加速更新换代；建筑科技的发展，也正在使智能建筑、生态建筑走人们的生活，等等这些，逼得我们应顾不暇。站在时代前沿的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去传授手工艺时代的技法。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许多有关艺术与科学的互相介入、互相结合，即艺术与科学的互动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讨论，只是强调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没有理由不加快观念的更新，把艺术与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高新技术直接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至于那些已经变成历史知识科技成果，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到艺术史，或者设计史里面去讲，也可以作为常识性知识讲授，但不必作为学生必须掌握的重点。信息时代的交通工具正在飞速发展，我们再去讲授马车的美学原理、马车的造型艺术，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不可能把学生引向高新技术时新日异的信息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引起了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及科技与教育地位的深刻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使教育面临大幅度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调整。办学体制、招生制度、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将根据社会需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比例大幅度减少，而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人员比例大幅度增加，社会对人们受教育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断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素质，建立终身学习制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教育不再仅仅是服务的、从属的，科技与教育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并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

21世纪，我们面临的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环境。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普及，已将世界连接成为整体，各领域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参与全球性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其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知识，能力和素质。2l世纪的教育观必然是国际化的教育观，必须把我们的教育放在全球化竞争与合作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和定位，没有这样的理念就难以搞好未来的艺术设计教育。

综上所述，现代设计教育可以成为艺术设计的制约因素，也可以成为艺术设计的促进力量。这一点，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教育模式、教育体系是否适应时代的要求，取决于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是否能够及时更新观念，建立新思维。如果把这一章节讨论的问题加以归纳概述，只有三句话：树立全新思维，整合教育资源，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体系。

中外建筑史论文 篇5

作者简介：

郦伟（1964-），男，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系教授，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E-mail）liwei@hzu.省略。

历史唯物主义在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两部外国建筑史经典教材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文章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外国建筑史教材的影响，对于理清外国建筑史教学的发展脉络、认清外国建筑史教学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外国建筑史教学；外国建筑史经典教材



中图分类号：TU-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5-2909(2012)01-0005-04

罗小未在1961年出版的《外国建筑史参考图集——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筑史附册》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近现代建筑史的教材。1963年他编写了《近代与现代外国建筑史·资本主义国家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开始主编《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此书于1982年正式出版，2004年增补后再版。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自1962年出版以来已有5个版本。陈志华在2010年版的前言中指出：“学术工作没有止境，只要还有可能，我会一遍又一遍地继续修正这本教材，所以，哪一位读者有批评或者建议，务请指教。编写教材，我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它不像一般的学术著作，它直接面对年青人，面对我们的未来。草率不可以，满足也不可以。”[1]这句话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较高的学术追求。

近50年来，两本经典教材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学人。今天将《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和《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两本经典教材放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与分析，发现唯物史观对当代中国高校外国建筑史教学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1）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和历史过程对外国建筑史的决定性作用；（2）关注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外国建筑史的影响；（3）强调外国建筑史教学与研究过程的批判精神。

一、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和历史过程对外国建筑史的决定性作用

陈志华在《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1962年版的序言中指出：“建筑创作的经验必须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否则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判断这些经验，甚至不可能很好地感觉到它。因为建筑创作不仅仅是用一定的材料，通过一定的技术，建造房子满足‘一般人’的生物性的生活需要。历史上

每一个阶级对建筑物的类型、形制和艺术风格的要求都不一样，他们所可能使用的技术和材料也不一样。这差异并不只是简单地决定于财富的多寡，而且反映着各个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建筑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它的上层建筑都发生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所以需要建筑史的原因，建筑史的任务就是在这些复杂的联系中研究建筑的本质、它的发展规律和具体经验。” [1]在1997年版的前言中陈志华强调：“建筑的大系统与社会生态的大系统相对应，它们的层次结构关系十分密切……建筑固然有它自己内部的发展机制，但更重要的是，它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基本保持同步的发展。建筑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一致，每当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例如生产方式、国家形态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建筑也一定发生变化。”社会变化引起某一时期主导建筑、建筑形制和时代风格3个方面的演变，因此，不存在单纯的时代风格的嬗变，不存在单纯的时代风格史，不能把风格问题孤立起来，单独构思一个演变过程和规律[1]。在2004年版的前言中陈志华再次强调建筑史是一种专业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科学。建筑的历史风格对历史的变化，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大变化，到专业范围内的变化，如业主、建筑品类、形制、结构、材料、功能等，都有很灵敏、很综合性的反应。一部建筑史实实在在并不是风格史所能包容得了的，必须深入挖掘建筑风格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外国建筑史才不会写成“风格史”[1]。 

罗小未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1982年版的概述中同样指出：“建筑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现代建筑无疑要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特点……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发展过程基本上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一致。” [2]罗小未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提及自己在同济大学时既要补建筑知识还要补哲学知识。其自学马列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还特别读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书籍，以及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的美学书籍。罗小未觉得黑格尔对其帮助非常大。黑格尔提出任何事情都有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给了一个历史是变迁的、任何事情都要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去看的基本观点[3]。

可见，陈志华和罗小未在外国建筑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和历史过程对外国建筑史的决定性作用，将外国建筑史的发展历程与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这一点在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两部经典教材的篇章结构中略见一斑。

二、关注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外国建筑史的影响

罗小未指出，建筑历史主要是建筑文化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建筑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有历史上的继承性与革新性，在阶级社会中又有阶级性。此外还有民族性与地域性，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与不同地域的建筑又形成了建筑文化的多样性，而以上一切又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其他文化密切关联。罗小未认为历史从来都不可能展现全部史实，因此，建筑史教材的编辑应该尽力展现“能够反映建筑与建筑学的本质、多样性与多元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能够反映隐藏在丰富的历史现象后面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意识”[4]。罗小未坦言，尽管在2004年版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中明确地提出了曾想了很久而不敢说的话——建筑历史是建筑文化史、建筑思想史，但建筑历史是个复杂的学科，编写历史教材是个巨大的工程，有些章节还缺乏思想性，

没有深入分析。这不太符合其认为的建筑历史应该是建筑文化史和建筑思想史的理念。可见，罗小未所强调的“建筑文化史和建筑思想史，应该着重解决建筑史教学中的“为什么”——即文化对建筑历史的深层影响。

例如，罗小未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传统派产生的根源时指出，新传统派继承了学院派“讲究轴线、对称、主次、古典比例、和谐、韵律”等构图手法，但其剥掉学院派的古典装饰而代之以简化的国家传统特色符号，采用接近现代式的简化形体。1934年苏联莫斯科的苏维埃宫方案和1937年巴黎世博会的德国馆、苏联馆都是新传统的典型实例，雄伟壮观、振奋民心，成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纪念碑。罗小未认为新传统派产生的根源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经历剧烈变革的国家希望其建筑能够象征国家新政权，体现新面貌，而复古主义的学院派与具有时代进步感的现代派都与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于是，既能表现国家权力与民族优势，又能表现新意的新传统派应运而生。“新传统派事实上是一个政治美学感甚强，但手法上又相当保守的学派。”[4]罗小未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令人信服。

陈志华也多次强调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外国建筑史的影响。在1979年版的前言中指出：“学习建筑史，必须分析各时代阶级斗争的形式，各阶级所处的发展阶段，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各时代的创作活动，也不能看清建筑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在2004版前言中又指出：“建筑的时代风格反映着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反映着和它们相应的思想文化潮流。”在《北窗杂记》中，陈志华指出：“建筑是社会的编年史，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情况的反应十分敏感。”[5]

陈志华在分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建筑状态时，指出大革命后英国建筑风格的纷乱来自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其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文化特点在建筑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充满妥协的革命使17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没有产生鲜明地反映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建筑艺术潮流。法国的、荷兰的、意大利的甚至哥特式的建筑，都在英国流行。比较进步的建筑师更多地倾向法国的古典主义，它的唯理性主义哲学基础毕竟是资产阶级先进的世界观。” [1]“在伦敦大火后迅速重建起来的教堂建筑中也显著地反映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色，它的斗争方式，它的妥协性……哥特式建筑在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初年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们的存在就是个刺目的现象。哥特建筑本身有过辉煌的成就，也包含着世俗气氛，但是在每一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稍微彻底一点的地方，哥特建筑总是被当作天主教的反动标志而被抛弃的，英国资产阶级保留了它，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想是不尖锐、不彻底、容易动摇的，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过程也非常强烈地表现了这些。”[1]

三、强调外国建筑史教学与研究过程的批判精神

罗小未指出，对于外国近现代建筑史，要有一个正确的批判与吸收态度 [2]。在《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1962年版的序言中，陈志华用马克思充满辩证精神的名言作为外国建筑史的开场白：“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陈志华认为，封建社会的建筑创作，其观念、技巧和发展规律，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剥削制度的烙印，不经过批判的审查，不可能简单地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因此，“必须避免用简单化的方式对待建筑的历史遗产和传统，既不能全盘否定绝大多数的统治阶级的建筑，也不能全盘肯定。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批判时不忘学习，学习时不忘批判，这就是对待遗产的唯一正确的态度。”[1]

陈志华在描述英国圣保罗大教堂（1615-1716年）时指出，建筑师克里斯道弗·仑的设计过程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他不断向阴谋恢复天主教的王室让步，以致在其平面型制上留下了天主教的烙印。1688年的之后，克里斯道弗·仑才能彻底摆脱1675年的钦定方案，按照古典主义的原则在工程进行中继续设计，而使圣保罗教堂成为理性主义的体现者。陈志华认为圣保罗教堂的立面是古典主义的，它的一切都遵照古典主义严格的数学规则。教堂正面门廊的柱子安排，显然受了当时非常轰动的巴黎罗浮宫东廊的影响，而西面的一对钟塔却有巴洛克手法的痕迹，穹项和鼓座极像伯拉孟特设计的坦比哀多，虽然比坦比哀多宏大，却没有其雄壮有力；因此，圣保罗教堂没有成为一个雄伟的，感染力很强的纪念性建筑物。陈志华将克里斯道弗·仑与米开朗基罗进行比较，指出与米开朗基罗相比，克里斯道弗·仑只不过是巨人面前的侏儒，因为米开朗基罗在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抱着要使“古罗马人黯然失色”的雄心，而克里斯道弗·仑在设计圣保罗教堂的时候却“用一种宗教的虔诚努力追随着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原则”[1]。这正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富有妥协性的特点。

陈志华认为克里斯道弗·仑是一个古典主义的建筑师，但他的作品风格却远不是一致的。“他设计的圣保罗教堂和一些教区教堂是古典主义的，有一些教区教堂和罕伯敦宫是荷兰式的，罕伯敦宫的初次方案是法国17世纪府邸式的，格林威治收容院的建筑则充满了米开朗基罗式的手法，最足以表现仑的无原则性的是他还设计了好几个哥特式的建筑物，虽然它曾经不止一次地嘲笑和批评过哥特式建筑。”所以，“仑的作品其实是被雇佣者的作品，是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的开端。英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他身上表现得很突出，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1]陈志华批评其“在政治上是毫无骨气的，他的设计也是无原则的”。陈志华认为：“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是有思想原则的人，对于当时的建筑潮流和它的发展，有鲜明的观点，而不能浑浑噩噩，与时俯仰。更要紧的是在实践中坚持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更不可以趋炎附势，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希求幸进。历史证明，同宫廷进行有限程度的斗争，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关键在于建筑师是否有高风亮节，不为权势所动。”[1]言辞犀利、借古讽今、淋漓畅快，批判精神跃然纸上。正如林鹤所指出的，陈志华先生“微言大义地明示了自己的建筑批评立场”。在陈志华看来，历史超出了给既成观点提供实例的传统功用，历史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要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6]。

四、结语

由于两本教材的初稿均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并经历了的暴风骤雨，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在1982年版《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第1页和第2页中，便有5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内容，如荷兰成了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响了警钟等，尽管显得牵强附会，但读者仍可体会到编著者的良苦用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给外国建筑史教材编著者带来思想源泉的同时，也来了纠结与困扰。面对极为复杂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罗小未一方面认为：“应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在复杂多样的现象中，认清其本质，分辨科学技术的成就与思想意识的影响。” [2]另一方面又矛盾地指出：“建筑历史是社会发展史的注解，所以应该按照社会发展史的过程来看待建筑史并且用建筑历史来注释社会发展史，建筑历史应该要反映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假如只用它来解释原始社会如何进入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又如何进入封建社会，那么建筑自身的许多内容以及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又将何去何从。”[3]

早在1956年，陈志华就在《建筑学报》撰文指出：“建筑理论不能产生于哲学名词和教条，它只能产生于对活生生的实践的具体研究。否则，以唯物主义为名的理论一定会坠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7]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部分学者关于陈志华编著的《外国建筑史》已经不合时宜的质疑，陈志华回应道：“尽管中国发生了体制上的大改革，但是，对历史的基本观点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是不必随体制的改革而变化的。”陈志华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世界上许多历史哲学和历史流派未必比“真正的而不是片面的、扭曲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多的真理性。沿着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道路走，还有很宽广的远景”。陈志华认为他的《外国建筑史》并非违心之作，是“认真而严肃地写我所知所信”[4]。其坚定的学术信念和执着的治学方法令人钦佩。

重温前辈们编辑外国建筑史教材的历史过程，梳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高校外国建筑史教学的深刻影响，对理解近半个世纪来中国高校外国建筑史教学的发展脉络、认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62，1997，2004，2010.[ZK）]

［2］ 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天津大学。外国近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ZK）]

［3］ 卢永毅。同济外国建筑史教学的路程——访罗小未教授［J］.时代建筑，2004(6):27-29.[ZK）]

［4］ 罗小未。外国近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ZK）]

［5］ 陈志华。北窗杂记：建筑学术随笔［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ZK）]

［6］ 林鹤。我们为什么需要建筑史［M］//扬永生，王莉慧。建筑百家谈古论今：图书篇。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ZK）]

［7］ 陈志华，英若聪。评翟立林“论建筑艺术与美及民族形式”［J］.建筑学报，1956(3):1-11.

Profound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classic foreign architectural history textbooks

LI Wei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P. R. China)



Abstract：

中外建筑史论文 篇6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四位先贤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人，听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号召，以振兴民族电影、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投身进步电影事业，拍摄了一大批传世精品，创造了那个时代电影创作的辉煌。随后，他们辗转延安、东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坚持电影创作、电影教育，拍摄了大量珍贵历史影像和大批优秀电影，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为人民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高瞻远瞩，以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大学的气魄，创建了北京电影学院前身——表演艺术研究所，为学院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

党委书记侯光明教授在揭幕仪式致辞中讲到，四位先辈塑像的落成，是一种精神感召，它们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京电影学院人，为北电不断创造辉煌。

陈波儿 先做革命家，再做艺术家

1907年，广东海阳县庵埠镇做干果批发生意的商人陈湘波家诞生了一个女娃，这让长女和长子都已不幸夭折的陈湘波喜出望外，按宗谱顺序给女娃起名舜华。父亲手中的掌上明珠，却因为母亲是侧室，从小受到祖母和正房太太的轻视和奚落。舜华因此叛逆、倔强，在小姐妹都爱胭脂花裳的年纪，她独爱女兵的英姿飒爽。1928年，舜华自作主张的剪掉了大辫子，顶着“革命头”奔赴上海艺术大学念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据“布尔什维克”中“布尔”的谐音，为自己更名“波儿”。

21岁的陈波儿自此踏上了坚定不移得用生命捍卫革命的道路。她参加鲁迅等进步人士发起的“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成为中国革命戏剧最早的演员。在左翼文人进入电影界时，她先后在“明星”和“电通”影片公司主演了故事片《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等，质朴的表演和清新的气质让陈波儿在广大知识青年心目中影响广泛。1936年底，后方传来傅作义将军领导的部队在抗日前线一举攻克敌人侵占的“百灵庙”。陈波儿兴奋地组织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奔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行人回程时途径北平，陈波儿受邀观看了刚刚从延安回来的斯诺举行的陕北红军摄影展，第一次看到革命圣地的她被陕北高原的活力吸引，“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去”的愿望深深扎根在了她的心中，回到上海，陈波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李克农、。

1938年11月，共产党员陈波儿接到党组织命令奔赴延安，与她不约而同奔赴延安的是和她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老搭档袁牧之，他带着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赠送给八路军的摄影器材。波儿一生主演过四部电影，有三部都是和袁牧之合作的，但此时二人已经许久未见了，或许是欣喜激发了灵感，不久他们合作了话剧《延安生活三部曲》，之后不久波儿又带着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六次穿过敌人封锁线、两渡黄河，深入晋察冀开展抗日民主戏剧演出活动了。

抗日战争胜利了，长春日伪“满洲映画协会”被中国共产党接收， 1946年8月，受同志指示，陈波儿到达兴山。再见老朋友袁牧之，分外感慨，此时波儿的前夫任泊生已经再婚了，尽管所有因果都是源于革命，但心中也不可谓不苦楚。袁牧之担任厂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我党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应运而生，拉开了我们十七年电影的篇章。《光芒万丈》、《赵一曼》、《中华女儿》，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在我们最紧缺电影人才，一切都百废待兴的时期代表着新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而此时，袁牧之与陈波儿这两位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同路人也决定携手共渡未来的人生。

1949年10月1日，陈波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证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这是她所坚守的革命信仰的胜利。作为新中国电影局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给自己制定了更严苛的工作计划：在新中国“建立一所我们自己的电影大学”。1950年9月，西四石老娘胡同4号，表演艺术研究所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只是当所有的教学安排都在明确细致、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时，1951年11月9日晚，陈波儿因为过度操劳导致心脏病突发，翌日零时三十分，永远离开了我们。

陈波儿，就是这样用一生实践着自己“先做革命家、后做艺术家”的信仰，在短暂的44年人生中却散发出最绚烂的光芒。

章泯 传统是我们的传家宝

1929年，年仅23岁的章泯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了，他的毕业论文《论梅耶阿特的剧场观》，深得系主任熊佛西的赞赏，并收入了该届毕业生优秀毕业论文选。抱着对戏剧的极大热爱，章泯只身来到了上海，但此时的上海已不再是歌舞升平。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革命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章泯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希望自己热爱的戏剧对当时的民众是有所裨益的。他开始潜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实践性的编导了《弃儿》、《东北之家》、《黄浦江边》等话剧，希望通过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达到戏剧深入生活的偏僻入里的效果。进步的左翼剧联止步于白色恐怖下，强大的演剧队伍却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形式拉开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娜拉》、《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世界经典剧目不仅让年轻的戏剧导演章泯名噪上海滩，更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体系成为未来中国电影的传统与传承。

自此，章泯为戏剧理论建设投入了更大量的心血与精力，他研究从古典戏剧到中世纪以及近代戏剧的特征、表现形式、处理方式，撰写了《喜剧论》、《悲剧论》、《戏剧的法则》等长篇论文，并同郑君里分工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随着战争形势的一再变化，他转入重庆大后方，先后在成都省立戏剧学校和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戏剧组执教，把戏剧理论研究和导演艺术工作的经验开始向青年学子传授。继续实践性的导演了《北京人》、《家》、《孔雀胆》、《天国春秋》等话剧，轰动山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泯被任命为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初，中央文化部党组决定，在初创的电影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建立高等电影教育体制，并由章泯、钟敬之、吴印咸以及当时北京电影学校校长白大方、副校长卢梦等五人组成的“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小组”。 1956年7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成立，章泯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兼党委书记，代院长主持学院工作。从此，章泯承担起开拓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事业的重担。

章泯最重视教学体系的建设：如何严格完成各教学阶段的教学效果，如何选择教学剧目，如何进行教材建设……在全院性的课程建设方面，他尤其重视史论课，认为其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艺术史观的必修课。《中外电影史》他亲自邀请专家授课，《艺术概论》他几乎每课必听，课后跟教师谈心，根据他多年研究戏剧理论的体会，与教师交换意见，供教师参考。为能解决教学实习的影片作业、毕业作业及教师的艺术实践，章泯还支持学院建立了实验电影制片厂，也就是现在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带来的深重磨难让章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一直所强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传统”却至今影响着电影学院的学子们。今天提起章泯先生，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仍然是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的帅气模样，仍然回响在耳畔的是他经常说的那句“莫忘传统，传统是个传家宝”。

钟敬之 前半生为艺术，后半生为教育

延安老城的钟楼东侧，是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召开的，参与主设计的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舞台美术家钟敬之先生。他创作的小八路像是最早表现革命军人的雕塑艺术作品之一，设计的刘志丹陵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他还是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创建者与开拓者。

清朝末年，敬之的父亲从新式学府保定法政学堂毕业了，因为痛恨黑暗的官场，回到家乡浙江小镇上用自己所有的家业开办了一所小学。敬之一边做着打扫教室和摇铃的杂役，一边在自家的小学接收了最初的教育。15岁那年，他进入上海中华书局做学徒，有个共产党员堂兄当时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在他的引导下敬之接收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罢工和宣传工作，与同学徐懋庸、张庚等人一起组织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社团，并且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左翼戏剧运动中，参加了《娜拉》、《钦差大臣》和《复活》等著名话剧的舞台美术工作。1933年，钟敬之编译《苏俄底文学》时编写了一部名为《电影》的书籍，自幼喜爱传统艺术的他在中国电影理论史上较早地将我国传统滦州皮影戏与电影联系在一起，还第一次向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刚刚处于试验阶段的电视这一媒体，为它取了一个形神兼备的译名“睹影闻声”。只是此时的钟敬之没有想到电影会成为自己后半生的职业。

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钟敬之来到延安，与已到延安的老友张庚、崔嵬等人筹建“鲁迅艺术文学院”。就这样，在延安他一边教学一边在舞台美术、雕塑、建筑等领域进行创作。不足十年的时间中，他为近30部戏剧进行了舞台美术创作。办学实践也从最初以短训班的方式培养抗日宣传急需的艺术人才，转向尝试建立科学系统的“正规化”艺术教育体系的探索。

钟敬之是一个艺术家，但又是一个很有组织观念的革命战士。抗战胜利后，当党要发展电影教育事业时，他毫不犹豫地终止了已很有成就的艺术创作生涯，全身心地投身到了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中。1955年夏天，钟敬之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筹备小组的组长，负责在已有的电影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第一所高等电影专业艺术院校的任务。为此他走访了莫斯科、布拉格等一些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的电影院校，在进行广泛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和其他学院领导一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和管理体制。建院之初，课程建设比较偏重技巧，钟敬之邀请电影史学家来院讲学，鼓励文学课的青年教员转向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确立史论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为此后几十年北京电影学院实践教学体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此时的他已经远离了艺术创作，但是他把北京电影学院当作自己用后半生全部心血和精力去创作的一个作品，虽然他深知这个作品永远也不会签上他的名字。因为他始终认为“前半生为艺术，后半生为教育”，而教育也是艺术。

吴印咸：“我的座右铭是胶片”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大本营，涌现出《马路天使》、《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一批堪称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其中《马路天使》被视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因为这部作品“无论在叙事方式、表演水准、摄影技巧、电影音乐还是在美术设计与制作等方面，开始具有了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民众梦幻般的社会图景。”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更惊叹的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名叫吴印咸，那年37岁。

吴印咸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父亲是清末的一位秀才，在父亲创办的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吴印咸便表现出超常的艺术天赋，喜爱绘画、书法、篆刻。1919年，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之后成为了天一影片公司的布景师。风云变化的上世纪30年代，每个电影人也在用行动实践着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不久，吴印咸应电影界泰斗夏衍之邀，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这是他第一次做电影摄影师。1935年5月，《风云儿女》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也让吴印咸看清了自己未来应该坚守的道路。此后他作为摄影师，创作了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抗日战争爆发了，袁牧之邀请吴印咸来延安拍电影，第一件事却是让他在武汉与荷兰导演伊文思秘密接应，接收伊文思赠送的“埃姆”摄像机和胶片。由于延安地区缺乏摄影设备，而正在拍摄《四万万人民》的伊文思又无法获得进入延安地区的官方许可，所以他想把自己的设备送给中国自己的摄影师。这是吴印咸第一次执行党组织委派的工作。当黑暗中伊文思匆忙地把东西交给他，并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时，吴印咸受到极大的触动，他用自己有限的钱买了三台照相机一起带到了延安。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吴印咸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在1942年坚定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吴印咸接受组织安排，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调任北京，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并担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一直坚持亲自为摄影系的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把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讲述给同学们，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教育同学们正确看待人和器材的关系，重要的是练好摄影基本功。在专业训练方面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习电影摄影应该首先学好图片摄影，先用照相机锻炼，在掌握了图片摄影的造型基本规律后，再进行电影摄影的动态训练便容易些，更扎实些。吴印咸在摄影系创建的教学体系，不仅使我国电影教育事业走上了全面而正规的发展道路，对全国的图片摄影教育也形成了一个创举，让学生全面、完整的掌握摄影技术，同时还培养出一批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骨干教师。

中外建筑史论文 篇7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保护，误区

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又可作为增强民族(或国家与地区)自省自爱、自尊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时段，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往往破坏较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建设上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但现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中往往存在多种误区。

1)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确实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不过更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可以不用古砖这是基于这种理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在旧城墙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明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2)“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面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在旧城拆了古建筑，又到新区去搞明清一条街。这种做法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又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有时在历史遗迹、风景区地方挖洞搞个鬼怪神妖的人文景观，这不仅亵渎了古文明，还使人反胃。

3)“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说法。这一改就是大拆大建，面貌全非。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效果就要逊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了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建筑上都要搞地区、民族、历史的特征，以示“文脉”的延续。在一个城市里应有不同历史的建筑及风貌区，但绝没有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上下五千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就可以毫无顾及地对现代化大胆追求。这样，文脉就得到了自然延续并且通畅。

4)“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征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各不相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也参差不齐，城市形态与结构各自不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全盘．显然不实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大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尺度街廓使北京传统城市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建设教育、思想、方法又一直在承袭西方的城建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借鉴承袭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借鉴、套用的过程中研究西方城市建设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又具备时代印迹的促动性城市建设理论，是当今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往往忽略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为了建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重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又是历史文化的象征。这是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忘记或偏颇的两个方面。

1)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胜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损毁但具有重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

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古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出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五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一时期的建筑代表；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感。

2)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来确定其保存、发展与利用办法。为此，应首先弄清各保护对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级、性质特点、功能内容、容量、交通条件、空间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并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俗以及心理情感上去完善和发展它。

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对古旧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继承发扬古文物意境，提取传统的特色和符号。罗伯特·文丘里1972年设计的美国费城弗兰克林纪念庭院，没有把旧建筑修复，而是将19世纪典型的美国坡顶简化成开敞的不锈钢构架，其地面用白色大理石在红砖地上标志出旧房屋的平面。文氏认为：旧建筑灵魂已显出来，人们步入庭院透过层层空架，由衷地感到故人已逝，精神犹存。创造了一种宁静安详的纪念气氛。

还可以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此，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三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印象。

3)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其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环境协调区：指文物古迹所处的周围环境区，它介于严格控制区与非保护区之间。在此区内允许新建房屋等，但必须与文物古迹相协调，并服从于文物古迹。在此区内除应控制建筑的高度外，还应对其体量、结构、韵律、色彩、风格和使用等方面有所规定，以使其与文物古迹取得协调和均衡，和谐一致。此外，应考虑与街路、绿地等的协调内容。

中外建筑史论文 篇8

一方面，迅速崛起的经济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信息时代的产业更替几乎冲击着一切领域。在中国植根的现代艺术设计，不得不仓促上阵，以非常不成熟的理论与实践，迎接着信息时代快节奏产业革命的挑战，为中国的产业化提供着力不从心的服务。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对现代设计人才需求的高起点，批量化，又逼迫着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尽快为社会提供着必须的现代设计人才。这一点可以从现阶段中国高等院校遍地开花式地开设艺术与设计学科看得真真切切。

再一方面，中国现实的艺术设计教育状况，又十分令人难以满意，社会，或者说市场不能满意，业内不能满意。社会不满意，主要是人才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问题。业内不满意，最核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基本可以成为指导思想的设计教育理论，教育的方向还无法清晰透彻，教学方法还不能适应设计教学实践的需要。甚至可以说，仅仅有二十几年历史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还拿不出一个自己满意，社会满意，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反映到教育实践中，就是艺术设计教学的无序，师资队伍的不整，教材取用的随意，教学方法的陈旧，招生制度的落后。反映到社会上，就是学生因受教学校的不同，专业水平、职业素质、工作能力等等，有着极大的差异。

高等教育，历来就是出人（培养社会需要人才）、出理论（总结和建立专业理论体系）的地方，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也不例外。现代设计的实践，要求艺术与设计教育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要求，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第一章转变思维方式

仅从教育着眼，我们的教育革命已经进行了上百年，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有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的教育革命运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方式，走向了与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同志发动的教育革命，提出两个“必须”，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又恢复到从前的轨道上，近些年，我们又开始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我们暂且不论过去进行的教育革命的内容，以及取得的成果如何，至少说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从未停止过对教育的革命。

教育革命最重要的是思维革命

这是葛鹏仁先生积极提倡的教育革命观点。葛鹏仁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被称为：当北京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渐渐脱胎换骨进入当代后，唯有葛先生还执著地留在现代。

葛鹏仁自欧洲游历数年之后，一直在中央美院倡导艺术教育应引入后现代艺术内容，而？艺术研修班”。葛鹏仁认为，因为我们的教育和传统文人封闭的心理模式，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一种大文化观。他们看问题只是从专业的、局部的、个人的、地域的角度，这是非常狭隘的。比如很多画家现在所关注的还是“语言”本身，其实现在的“第四画室”也局限在“语言”里，什么语言的“张扬”了，视觉的“满足”了，根本没有涉及到文化观念和文化信仰问题。

葛鹏仁认为，教育革命主要是思维革命。不论是教授者还是被教授者，其思维都要进入信息时代，以全球化的眼光去选择知识。革命是先进的代替落后的，教育革命不但要有新的知识内容，还要有新的知识传授形式；具体地说，就是从“内容”到“形式”必须体现社会化、信息化、智慧化、创意化。对于美术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需要塑造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他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明白了一个问题——艺术变成思想者的新思想，也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中国当前的教育和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本质是体制问题，本质的症结所在就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教学观。从目前美术界一些现象来看，那种靠小技巧投机、小技巧卖画的行为泛滥就是一种很强的农民意识的反映——只顾眼前利益，现买现卖。这与我们目前的教育和美术教育滞后有直接关系。从美术教育的水平来看，还停留在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之间。因此，我们总是用过去的眼光和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种教育对于我们民族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尤其是现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了，其危害性我们不能小看，它不仅限制了人的创造思维，削弱人的自信和参与竞争的实力，甚至会泯灭人格和人性。这不是危言耸听。为了挽救我们的民族，我们必须实行“超前教育”。

在如何培养未来的艺术家的问题上，葛鹏仁认为，在纯艺术教育领域，应侧重对旧的知识结构的改变和思维观念转换上。艺术教育，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是可以拿来的，在教学中也比较容易实现，但有形的同时也是有限的。另一个是无形的资产，即人类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它是无限的。它包括性格品格、性格品质、观念产生和实现过程的勇气和能力。有形和无形看起来比较虚，但在具体教学中如果不改变以前的模式，加入这种无形的东西，我们就只能在形式上改变，而不能从思维观念上改变，这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改变。有形资产只能让你重复，而无形的资产却能让你有新的开拓和建树。其实，不只是在艺术界，就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种无形的资产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前卫精神在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它有着一种警示和启迪人类智慧潜能的作用；虽然它反映的形式有各种各样，虽然它有可能有些极端，但很可能是未来的走向。这种前卫精神即源于这种无形资产的教育。

葛鹏仁认为，文化人如果没有一个终极信仰、终极目标，那么他只是一具躯壳。海德格尔说过：“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在于，把真理植入你的作品中，带回到人间，别人才能从中得到感悟”。哥白尼为真理而牺牲，他有改变信仰的机会，也有生的希望，但他选择了真理。我们的知识分子特别缺乏这种东西。有了它，真我才能存在。

葛鹏仁按着自己的教育思想，执著地进行着教育改革，实施着被称为“自新教育方式（开办讲座）”的教学。他遵循开放性教学原则，要求学生创作要面向社会。使学生有目标、有驱动力，把文化参与落实到社会中来。创作面向社会，就会产生意义，产生参与感、责任感，在文化意识上发生作用，并把个人和现实文化联系起来。他要求学生不要把自己圈在小文化背景里，要多交艺术专业以外的朋友，建立起一个大文化背景。他认为当代艺术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方式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出现什么样的作品。

为了共同创造一个共同研究的氛围，他甚至允许学生可以不画素描，不做雕塑，而是每星期请学院内外的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做后现代艺术讲座。他甚至把通县的流浪艺术家都请去美院上课。他鼓励学生相互之间多交谈，谈艺术、谈社会、谈人生、谈一切感兴趣的内容。包括请文学批评家谈社会问题。他认为，现代艺术产生在沙龙、咖啡馆。从印象派开始，每次革命都是在咖啡馆，包括俄罗斯的强力集团、巡回展览画派。只有不同的文化观在一起碰撞，才能产生大社会文化。他认为教思想，教会学生一种思考艺术的能力，比教技法和传统历史更重要。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从不教学生思想，中国的许多艺术家就像中国的足球运动员，除了搬用西方艺术形式套用中国题材外，基本上毫无创意可言。

他提倡直接进入创作，通过创作去综合运用个人的能力，找寻适合于自己的感受点，带动其他因素，诸如技巧、材料、载体等。直接进入创作的优势在于激活其内因对生活、对社会反映的敏感力、认知力、艺术表现力和责任感。他通过一次次的展览，推动不是载体，而是思想上的变化。

葛鹏仁探索的道路也许还十分艰辛，但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包豪斯艺术教育改革的影子，也似乎看到了教育思想的某些影子。葛鹏仁教育革命即思维革命的观点；教思想、教思考艺术能力比教技法和传统历史更重要的观点；自新教育方式、开放性教学原则、直接进入创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都会给未来艺术与设计教育以极大的启发。

新思维成就了包豪斯的教育伟业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就包豪斯的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许多讨论，下面我们再从艺术设计教育的角度，探讨一下包豪斯的影响。20世纪以来，包豪斯几乎成了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成功的代名词。包豪斯的实际影响，以及它所具有的广泛积极指导意义，早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工作效果和教育成就。那么是什么使包豪斯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简而言之，就是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

弗兰克·惠特福德（FRANKWHITFORD）在《包豪斯》一书前言中写道：“在眼下的这个时代里，还是会有人不断地问起那些包豪斯当年曾经提出过的问题——进行艺术与工艺的教育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优秀设计的本质是什么；建筑对于生活在里面的人们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同时，这些问题象以往一样，迫切地需要得到解答。设计我们的生活的那些人，还是继续从包豪斯的作品当中汲取着灵感。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艺术院校里，包豪斯的艺术教育方法依然普遍地影响着它们现在的教学。”

包豪斯前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5年)，魏玛时期。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任校长，提出“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崇高理想，肩负起训练20世纪设计家和建筑师的神圣使命。他广招贤能，聘任艺术家与手工匠师授课，形成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

第二阶段(1925—1932年)，德绍时期。包豪斯在德国德绍重建，并进行课程改革，实行了设计与制作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优异成果。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包豪斯校长职务，由建筑系主任汉内斯·梅耶（HANNSMEYER）继任。这位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人出身的建筑师，将包豪斯的艺术激进扩大到政治激进，从而使包豪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最后梅耶本人也不得不于1930年辞职离任，由密斯·凡·德·罗（MIESVANDEROHE）继任。接任的密斯面对来自纳粹势力的压力，竭尽全力维持着学校的运转，终于在1932年10月纳粹党占据德绍后，被迫关闭包豪斯；

第三阶段(1932—1933年)，柏林时期。密斯·凡·德·罗将学校迁至柏林的一座废弃的办公楼中，试图重整旗鼓，由于包豪斯精神为德国纳粹所不容，面对刚刚上台的纳粹政府，密斯终于回天无力，于该年8月宣布包豪斯永久关闭。1933年11月包豪斯被封闭，不得不结束其14年的发展历程。

包豪斯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的两大特点至今不能被人忘记：一是决心改革艺术教育，想要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团体；二是为了这个理想，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包豪斯的创办者兼校长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亲自制定了《包豪斯宣言》和《魏玛包豪斯教学大纲》，明确了学校目标：一要挽救所有那些遗世独立、孤芳自赏的艺术门类，训练未来的工匠、画家和雕塑家，让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创造，他们的一切技艺将会在新作品的创造过程中结合在一起；二要提高工艺的地位，让它能与“美术”平起平坐。包豪斯声称，“艺术家与工匠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艺术家就是高级工匠……因此，让我们来创办一个新型的手工艺人行会，取消工匠与艺术家之间的等级差异，再也不要用它树起妄自尊大的藩篱”；三要把包豪斯与社会生产、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己的产品与设计直接出售给大众和工业界。包豪斯声言，他们将“与工匠的带头人以及全国工业界建立起持久的联系”。

按照《宣言》和《大纲》，包豪斯建立了自己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包豪斯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特征是：

一、设计中强调自由创造，反对模仿因袭，墨守陈规；

二、将手工艺同机器生产结合起来；

三、强调各类艺术之间的交流融合；四、学生既有动手能力，又有理论素养；五、将学校教育同社会生产挂钩。

从以上介绍看，在包豪斯发展的每一步，都有一个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维代表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包豪斯这艘驶向远方航船的舵手。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政治原因，包豪斯至今仍然会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针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大工业生产“技术与艺术相对立”的状况，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口号，这一理论逐渐成为包豪斯教育思想的核心。

包豪斯以前的设计学校，偏重于艺术技能的传授，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前身——设计学校，设有形态、色彩和装饰三类课程，培养出的大多数是艺术家而极少数是艺术型的设计师。包豪斯则十分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与设计素质的培育，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师的要求，他们建立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开创类似三大构成的基础课、工艺技术课、专业设计课、理论课及与建筑相关的工程课等现代设计教育课程，培养出大批既有艺术修养、又有应用技术知识的现代设计师。实用的技艺训练、灵活的构图能力、与工业生产的联系，三者的紧密结合，使包豪斯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技术”的设计风格，其主要特点是：注重满足实用要求；发挥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美学性能；造型简洁，构图灵活多样。包豪斯艺术方向和艺术风格使它成了二十世纪欧洲最激进的艺术流派的据点之一。

格罗皮乌斯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美术与工艺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而是同一个对象的两种不同分类。艺术家比较注重艺术理论，容易接受新思维，他们教育学生，一定能胜过旧式工匠。这类艺术家可以向学生强调并解释一切艺术活动的共通要素，让学生了解到美学的基础。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经验，帮助学生创造出新的设计语言。基于这一点，格罗皮乌斯聘任了画家约翰·伊顿、里昂耐尔·费宁格（LYONELFEININGER）、雕塑家格哈特·马克斯（GREHARDMARCKS）、穆希（MUCHE）、施莱默（SCHLEMMER）、克利（KLEE）、施赖尔（SCHREYER）、康定斯基（KANDINSKY）和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他们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陆续来到了魏玛，这些人极富原创性、同时也极擅长自我表达。他们全都有兴趣研究基本问题的理论。除开这些艺术家，格罗皮乌斯还聘请了许多作坊大师，他们在各自的工艺类别上，都是技艺精湛的人。艺术家激励学生开动思想，开发创造力，作坊大师教会学生手工技巧和技术知识。

包豪斯的新思维还体现在包豪斯的宣言中：“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们，我们都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艺术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超出个人意志的珍贵片刻，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为艺术的花朵。然而，工艺技术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真正创造想象力的根源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其矗立在云霄高处，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

包豪斯在纳粹统治时期，遭到了难以避免的关闭命运，但是它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停止，逃避纳粹压迫、寻求新发展的包豪斯教育家格罗皮乌斯在英国居留三年后，又于1937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密斯·凡·德·罗1937年赴美国，任教于伊利诺工业技术学院，希尔伯西摩和彼得汉斯等也前往该校任教。1937年包豪斯的教师莫霍利--纳吉，在芝加哥筹建了“新包豪斯”（THENEWBAUHAUS），继续弘扬德国时期的包豪斯精神。后来更名为“芝加哥设计学院”（SCHOOLOFDESIGNINCHICAGO）。以后又与伊利诺工学院合并，成为美国最著名的设计学院（INSTITUTEOFDESIGN）。芝加哥设计学院一象被认为是包豪斯设计与教育思想在美国的前沿阵地。

1953年被称为战后包豪斯的德国乌尔姆（ULM）艺术学院建立，地点就在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诞生的小城市乌尔姆，平面设计的重要人物马克斯·比尔（MAXBILL）担任第一任校长。在他和教员的努力下，这个学院逐步成为德国功能主义、新理性主义和构成主义设计哲学的中心，虽然学院已经关闭多年，但是它所形成的教育体系、教育思想、设计观念直到现在，依然是德国设计理论、教学和设计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乌尔姆致力于设计理性主义研究，几乎全盘采用包豪斯的办学模式，它的最大贡献是完全把现代设计——包括工业产品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等，从以前似是而非的艺术、技术之间的摆动立场坚决地、完全地移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来，坚定地从科学技术方向来培养设计人员。

包豪斯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一批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他们既能认清20世纪工业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又能充分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新环境。正如格罗皮乌斯所说：“设计师的第一责任是他的业主。”又如纳吉所说：“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所以，它在艺术设计教育的诸多方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一，打破了将“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截然分割的陈腐落后的教育观念，进而提出“集体创作”的新教育理想；二，完成了在“艺术”与“工业”的鸿沟之间的架桥工作，使艺术与技术获得新的统一；三，接受了机械作为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创造工具，并研究出大量生产的方法；四，认清了“技术知识”可以传授，而“创作能力”只能启发的事实，为现代设计教育建立了良好的规范；五，发展了现代设计风格，为现代设计指示出正确方向；六，包豪斯坚决反对把风格变成僵死的教条，只承认设计必须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包豪斯的教育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1942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开始就引进包豪斯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强调实用、技术、经济和现代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摇篮，开创了中国全面推行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先河。它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人才培养上，也反映在一系列建筑作品，包括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1951年，圣约翰大学解散，各系并入有关院校，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和设计理论在同济大学得到延续。后来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和设计理论被当成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遭到批判，包豪斯的设计与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渐被淡化。

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则反映在田自秉的《工艺美术概论》一书中，田自秉在书中写道：“20世纪初的包豪斯工艺思想体系……主张艺术与工业结合。认为在工业十分发达的时代，应当利用科学成果，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合乎功能的新的工艺美。机器产品虽然单调枯燥，但是机器只是工具，我们应当解决机器生产与艺术表现的矛盾，使设计、生产、经济得到有机的统一。包豪斯的工艺思想，重视现代材料、现代技术、现代结构的应用，并由现代工业直接创造美学价值，这对工艺美术创造，适应时展，结合生活需要，工艺美术新领域的开拓，工艺思维的启迪，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包豪斯工艺思想强调工艺美是体现功能和运用结构的必然结果，并认为传统是阻碍机器产品设计的因素，因而认为功能就是美，并忽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

从上面两个例子看，中国的现代设计虽然起步很晚，但是也曾经受到包豪斯的影响。不过，中国在接受包豪斯的设计与教育理论的时候，比较注意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结合，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事实上，中国艺术设计很容易接受包豪斯的思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即易学文化、老庄道家哲学思想和孔孟儒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譬如，格罗皮乌斯“把人作为尺度”，“平衡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约翰·伊顿把老庄的道家哲学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直接用于教学实践当中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为贵”、“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包豪斯的出现，是现代工业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建筑史、工业设计史和艺术史、艺术设计教育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包豪斯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紧随社会进步，不断更新观念，积极创立新思维。

创立新思维比艺术设计教育本身更重要

任何改革，当然也包括教育改革在内，都是对不适应新形势的旧体制的改造，从而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体制。改造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首先就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没有这个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不可能建立起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体制。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刚刚从传统的美术中分离出来，一切都还不健全，所以更需要我们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尽快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对现代艺术设计的要求。

首先，冷静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我们现在有一种怪现象，一谈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抽象时，满口的大话、空话，又是博大精深，又是五千年文明，可是一到具体时，就连篇的丑陋中国人，老祖宗的劣根性，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博大精深”、“五千年文明”，都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这种历史文化的沙文主义和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同样都是要不得的。

近二十多年，由于在学术上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我们在对待传统民族文化与艺术问题上，提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过去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客观态度。譬如对易学文化，对孔孟的儒学、老庄的道学、中国化的佛学的研究，对巫术、风水术，或者叫卜筮文化的研究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民主的学术讨论空气。这正是同志一贯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的观点。对此做过详细的解释，他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在对待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上，我们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断章取义的态度。关于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研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多有讨论，这里仅从学术角度上举艺术的个案，对思维方式的转变加以简略的讨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洋插队”的热回国，国内马上做出了积极影响，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当中有谋求商机的商人；有暴

富后的收藏家；有怀旧的有闲阶层；有为学术探索的学者，等等，不一而足。新加坡的收藏家、心理医生杨新发在新加坡HOUSEOFMAO（毛家餐厅）搞了一个最具轰动效应的展览。他将这次展出的二百件收藏品，归纳为十三个主题。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主题下，展出的塑像和瓷板画；在“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主题下，展出以猫为主题的作品。其他主题还包括：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英雄人物、、革命样板戏、救死扶伤等。

艺术界对艺术的研究，则是出于艺术家对历史的责任感。艺术家郑腾天与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L）贝尔金美术馆馆长史华生教授（SCOTTWATSON）、深圳画院美术史学家严善淳三人，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办艺术展，目的是为了“追寻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被遗漏的篇章”。郑腾天在后来的文章中说：“在中国、学在国外，这是许多中国学者不无感慨的政治现实。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20世纪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不同时期的大众文化。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和历史学者也在运用新的方法探讨时期的文学艺术。”

研究美术史，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艺术史学家王明贤和严善淳耗时近十年，完成了《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在‘史无前例’的中产生的美术作品，也是非常奇特的艺术”，“美术家关注‘’美术史”，“在于其中蕴含着的史学价值及它与整个20世纪美术史的联系”。

批评家认为，该书是一本具有很强学术意义的著作。重新审视历史，从学术上、艺术上、史学上对美术史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画家高名潞，也在研究美术史，高在《论的大众艺术模式》中，对大众艺术进行了探讨，文章说：“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高把大众艺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42年至1949年延安时期的稚拙时期；1949年至1966年“苏化”时期；1966至1976年的成熟期。高认为，自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大众艺术就成为此后半个世纪中国艺术的标准。大众艺术无疑拥有最大的优势。中，《去安源》一次发行9亿张，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全民请宝画的热潮，这种现象可堪称世界流行艺术之最。

从以上这些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艺术家正在用比较客观的思维方式，对待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与艺术。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正确，理论是否成熟，研究是否成功，这只能留给实践证明。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他们还没有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艺术，虚无到零的程度，还能够在急剧变化的信息时代，及时调整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我们的艺术。仅此一点，就是非常可取的。

其次，要正确对待国外的艺术与设计。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非常有害的，但又是根深蒂固的坏东西，这就是“上有好之，下必兴焉”。表现在社会上，就是大众的“起哄”心理，一种潮流来了，大家都跟着起哄，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是推波助澜造成的后果却是十分恶劣的。表现在学术上，就是专家的“盲从”心理，一种潮流来了，大家都跟着追逐，实践上紧跟照办，理论上狗尾续貂。20世纪50年代，我们提倡向苏联学习，于是，“苏化体制模式”、“苏化经济模式”、“苏化文化模式”、“苏化艺术模式”、“苏化教育模式”……苏化模式遍地开花，甚至那个时代出生的孩子，也要起一个苏化模式的名字。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唇枪舌战，互相攻击，我们又全盘否定苏化模式，把苏化模式批得体无完肤。人人“谈苏色变”，沾上点“苏”字边的统统被斥为“修正主义”，连学俄罗斯语言的也自愧形陋。如今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苏联的光辉已经成了“昨日黄花”，苏联人都成了“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我们对苏联的东西，从“讳莫如深”，转到“不屑一顾”，或者干脆“嗤之以鼻”。假使我们冷静一下，用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仔细分析一下，苏联的那块“他山之石”，也还是有许多“可以攻玉”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倡向发达国家学习，有些人又走极端，一切都是西方先进，中国落后。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以西方为美，以美国为美，到处都重复着当年狂热追逐“苏化模式”的故事。西化之风，比之当年的苏化之风，更甚，更烈。假使我们仍然冷静一下，再用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仔细分析一下，西方的那块“他山之玉”，也并不都是白碧无暇。至少，叫人一味欣赏性器官的“花花公子”、充斥的败德“新视觉”……就未必是我们必须要去攻的文化艺术之“玉”；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罗丹笔下的资本主义的种种丑恶，也决不是我们今天必须效仿的文学与艺术。

在对待外来文化与艺术，也包括教育，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一种积极分析的、批判吸收的、扬弃选择的思维方式，全盘否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看齐也不是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同理，如果追求上述的极端态度，也不是一个学者，或者专家、艺术家、教育家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文化、科学和艺术，也将无从谈起。鲁迅先生曾经提倡“拿来主义”，那是指对我有用的“拿来”；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扬弃选择。事实上，西方人在对待东方文化与艺术，从来不是“刘姥姥大观园，捡到筐里都是菜”。西方有先进的科学，也有落后的文化；有美的艺术，也有丑的设计……一句话，西方有真善美，东方也不净是假丑恶。

第三，对艺术与设计教育而言，转变思维方式，更是刻不容缓。这是上面讲到的艺术设计的实践需要，或者说是市场的需要，也就是说，客观形势逼迫艺术设计教育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当然，这里有一个怎样转变的问题。

我们的艺术设计，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而兴起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应该说，在中国，艺术设计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市场经济发生了割不断的联系。我们搞市场经济，原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艺术设计更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滞后于艺术设计的艺术设计教育来说，就更是盲人摸象，难以掌握要领。但是，经过二十几年的摸索，即使没有经验，也会有许多教训。所以，现在是我们应该冷静下来的时候，认真回顾一下这二十几年的实践，找出一些经验教训，总结一些可以作为指导思想的东西，这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对已经搞了上百年的西方艺术设计教育，要加以分析，一个是分析他们的成功经验，一个是分析他们的失败教训，从中找寻一些适合我们的东西，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方法，大胆引进，大胆消化，使它变成中国化的东西。历史上，舶来品的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存的中国佛教。大家知道，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是中国佛教，而不是印度的佛教。

在建立新思维上，我们可以借鉴包豪斯。如果包豪斯没有一批锐意改革的教育家，就不会有后来成为世界艺术设计教育楷模的包豪斯。包豪斯的教育改革，是建立在国家和人民，乃至整个社会的要求基础之上的。从19世纪末叶开始，德国人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想要用它来取代原有的学院体系，并且把工艺与美术紧密结合起来。德国人认为，艺术教育的改革问题，是关系

到德国经济生死存亡的大事。德国比不得美国和英国，它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它必须依靠熟练工人和工业，生产出复杂细致的优秀产品用于出口。社会对设计师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想满足这种需求，必须在艺术教育中采用全新的方法。教授们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认为进行教育改革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把美术学院与工艺学校合并起来的教育改革，不是政府官僚提出的，而是教授提出的。他们认为，不应该由自己的人，即美术家来掌管新创办的学校，而应该把它交到一位建筑师的手里。于是，格罗皮乌斯就成了包豪斯的掌舵人。

如果说包豪斯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教育改革，首先是，而且应该是教育家的责任，教育家应该主动挑起这副重担。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将无法设想。当今的世界，是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与世界同步也好，与国际接轨也好，如果没有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将面临重大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应该有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重新定位艺术设计教育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按照两种模式进行。一种是在综合性大学、专业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另一种是在各种工科院校，如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等。前者偏重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后者偏重不同专业的工艺与专业技术训练。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开设的不同的课程上明显看出来。这两种教育模式本来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但因为现存的教育管理体制，如综合性大学隶属教育部门；专业美术院校隶属文化部门；工科院校隶属各产业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常常“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不相往来”，是天生就决定了的。我们知道，中国的高校招生，历来分文理两大类，演变到今天，这种体制已经波及到基础教育的中学分科问题。而艺术设计学科，也因为这个招生体制，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所以，以文科考试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工艺与技术训练，以理工科考试进入工科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即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又有近二十几年的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各地各校，不分是否具备条件，一窝蜂地上艺术设计专业，更使艺术设计学科的教育模糊不清。不仅学科教育本身模糊不清，也使艺术设计专业在社会上产生许多混淆不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否转变一下思维方式，打破文理科界限，把艺术设计教育统一起来，不论其设在什么学校，工科也好，文科也好，都用一个标准确定教育对象和教学方法。这样既能避免学生接受知识上的偏差，也能衡定各类学校的师资和教学水平，同时，也使学生来源得到合理配置。譬如，工科院校招生，强调理工科成绩，所以使一些不具备艺术素质的学生进入建筑设计、产品设计等专业。而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又对文化课程，特别是数理化课程望而却步。现在，由于实行“三加X”考试，这一点在招生上基本上没有障碍，主要是思想再解放一点，把这种选择学生的方式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在具体教学课程的设置上，也应该打破现行的画地为牢的方法，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要开设相关的工艺课程，工科院校的设计专业也要开设更多的美术基础课程。专业之间要有更多的融通性，不要把落在不同学校的相通专业，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在师资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或者仿效包豪斯的作法，走艺术家和设计师结合的道路，不要搞孤芳自傲，专业上的“沙文主义”。有一点需要指出，自从我们开始把艺术设计独立出美术（THEBEAUTIFULARTS）以来，由于艺术设计自身的诸多原因，美术师对设计师总是不屑一顾；工程师对设计师也多有讥讽。这是十分有害的，也是十分要不得的。我们不能把“大师”与“工匠”对立起来，大师与工匠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

加强基础教育，为专业艺术教育提供人才保证

本书虽然讨论的是艺术设计的高等教育问题，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这个问题又不能不联系到艺术的基础教育。所以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艺术的基础教育问题。

在中国，对艺术和艺术教育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更不要说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这一点从我们的初级教育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从幼教到高中，几乎是把艺术教育置于从属的、可有可无的地步。近些年虽然有所改变，但也只是理论上的变化，实践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为了尽快实现艺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以尽可能短的时间走完这段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比较成熟的经验。

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艺术教育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强化艺术教育。从许多国家的标准和实践看，能够为我们所借鉴的，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艺术教育对象的普及化。把艺术教育作为义务教育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纳入教育计划；二是艺术教育目标的整体化。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高度，提出艺术教育“真正重要的是要唤起创造的热忱，帮助人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三是艺术教育的多元化。实施艺术教育多渠道、多层次，主要有艺术学科教学、渗透性艺术教育，即在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学中渗透艺术教育、课外艺术教育活动等；四是艺术教育的个性化。所谓个性化，就是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因材施教，充分开发学生艺术创造潜能；五是艺术师资的专业化。艺术师资都要经过专门培养，取得高等艺术教育资格。

美国在1994年制订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就是一部非常完善的艺术基础教育的法规，不仅为美国的艺术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为高等艺术教育夯实了预备人才基础。《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从幼儿园至十二年级，对每个学生提出了四门艺术学科（音乐、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教育标准。

《标准》提出：艺术教育是为全体学生的，不论其背景、天赋或残疾，都有权享受艺术教育。艺术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辨别充满形象与符号世界。《标准》要求每个学生了解什么是艺术？艺术家如何工作，他们运用什么工具？传统的、通俗的和古典的艺术形式是怎样互相影响？艺术对自己、对社会的重要性何在？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过程中，学生要逐步理解每门艺术学科的本质，以及赋予每门艺术学科生命力的知识和技能。《标准》还对我们当前讨论热烈的艺术与科学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它认为，艺术的心智方法与科学发现、技术开发的思维过程相仿；科技不仅是改造经济的力量，还是推动艺术的动力；艺术能够启发学生认识和运用科技手段与达到理想目之间的关系。

《标准》对视觉艺术的规定，涵盖了素描、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电影、电视和民间艺术。视觉艺术可以作为创造活动、历史和文化的探究或分析的基础。学生必须学习视觉艺术中与各类作品相联系的语汇和概念，必须能够运用视觉、口头和书写形式展示自己的能力。帮助学生通过广泛的材料、符号、形象和视觉表现，学习视觉艺术的各种特性，反映他们的观念、感受和情绪，评价他们的艺术学习成果。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标准》又提出了步步深化的具体要求。

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是根据《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要求制定的，其根本宗旨：一，建立全面、透彻、坚实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二，明确艺术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和建设文明社会的作用；三，强调学科的合理联系，力求实现整体教育；四，把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民族背景作为艺术课程的基础，强调艺术教育的文化多样性；五，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效运用，准确理解技术手段、艺术技法和艺

术追求之间关系；六，为艺术教育的实施及评估提供严肃的学术准绳和成就衡量尺度。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把艺术确定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享有与其他七门核心学科同等地位的作法，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在基础教育中强化艺术教育的作法，提高了全体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不但保证了高等艺术教育的学生质量，而且减轻了高等艺术教育中的基础知识教育压力，对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十分有力。这种早期抓普及的教育方法，实质上就是同志曾经倡导的普及与提高的教育方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详尽地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他说：“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就艺术设计而言，普及教育不是高等艺术院校的工作，而是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工作。但是，提高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则有赖于基础艺术教育的普及。

第二章走中国化现代设计教育道路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历史，而这二十几年，恰恰又是中国各个领域大分化、大改组最为激烈的时期，商品化以从来未有的攻势，在中国各个领域占着上风。也正是这个原因，一开始就与市场经济结下不解之缘的现代艺术设计，从来就无暇冷静下来，审视自己的理论，研究自己的教育。二十几年一贯制，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急匆匆追赶着商品经济的末班车，即使不叫人疲劳，也会令人枯燥、厌倦。如果说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第一代（也就是二十几年前从美术中分离出来，扯起现代艺术设计大旗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使命，那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设计，则需要我们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探索和建立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和教育。

教育思想是建立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包豪斯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很容易发现许多教育思想的影子。教育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人民教育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志就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人民教育》创刊号1950年5月1日）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早在1934年在论述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时就提出：“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后在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六十条、中等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等条例中，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旧式分工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弊端，基于现代大工业生产对人的要求，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其方法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化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未来的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列宁也曾经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教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

对教育思想有过非常准确的解释，他说：“德育、智育、体育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而不是相互对立或互不相关的”，“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均衡发展，不均衡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因此，他要求学生“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为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而努力”。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教育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的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邓小平强调指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时代要求。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地解释了这个思想，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个思想。包豪斯是工业革命初期的产物，从它成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正确。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不可以把教育思想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实践中来，用以指导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改革，建立新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教育思想讲“实事求是”；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建立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

理论联系实际，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也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要求。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著作选读》，上册，第100页。）要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理论要和实际联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增长才干，而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他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选集》第4卷，第1515页。）1964年8月，他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在教学方法上，早在1929年同志提出的红军大学十大教授法，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出，教师教育学生要充分注意学生的情况，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同志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

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和发扬同志这一光辉思想说：“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业，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在如何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上，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他还说，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外国文化，认为，“采取排斥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一切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但是“盲目搬运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应当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邓小平对在新形势下发扬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光辉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同志非常重视普及教育，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教育思想和邓小平教育理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体系；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着力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思想的精髓。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的“三个面向”和培养“四有新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精髓，既继承了教育思想的精华，又抓住了时代特征，体现了现代教育改革开放的精神风貌。

综上所述，教育思想，是指导我们建立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正确思想，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也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这一点不但从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得出结论，从包豪斯的教育实践中，也完全可以得到证明。我们在建立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作法，不同的形式，但最本质的一条不能动摇，那就是必须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建立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如果说教育思想（这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那么，从包豪斯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总结出对我们今天有启发性的东西。这就是教学、研究、创造（生产）三位一体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教学为研究和创造服务；研究为教学和创造提供理论指导；创造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实验基地，同时也为现代设计教育提供可能的经济支持。这种良性循环的教育体系，自包豪斯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西方国家的现代设计教育所采纳。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时期，我们一直采取这样的教学方式，只是到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整个国家教育走上了停顿状态，这种教育体系也被破坏了，后来学校虽然逐渐恢复教学，但是，极左思潮却把“生产劳动”推上了极至。以至于在极左思潮统治之后，我们对这种曾经取得很大成绩，积累很多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讳莫如深。近些年，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提倡素质教育，才开始回顾这种教育体系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对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今天的学生来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从家门走进学校门（有小学经中学而大学校门），从未接触过社会，与包豪斯的学生有很大不同。包豪斯的学生，有点象我们后期的工农兵大学生。弗兰克·惠特福德（FURANKWHITFORD）在《包豪斯》一书里这样描绘当时的学生：“最早到魏玛包豪斯来上学的那些学生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是条成大，早就被兵役打磨得粗砺起来了，有些人有炮弹震荡后遗症，有些人已经成为残疾。另外一些人还是孩子，已经开始在美术学院里学着绘画或者雕塑，或者已经在工艺美术学校里学着一门工艺技术，他们只是在两校合并的时候，箭简单单地随着老师转到了这里；有一些学生是跟着伊顿从维也纳来的；有些人在此之前已经是合格的艺术家和教师，因为包豪斯前所未有的教育方向而兴奋不已。”

面对我们今天的学生群体，实行三位一体的模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更能培养出社会和市场上急需的合格人才。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但可以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素养，还可以掌握比较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样，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事实上，今天的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不是书呆子型的学生，而是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在社会上，或者市场中，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些知名的大企业，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对刚刚毕业的学生，甚至清华、北大这样一流学校的毕业生，也表现得相当冷漠，而对在中小企业取得二至三年工作经验的学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这说明，我们的学校教育并没有达到社会，或者市场需求的标准，后一部分理应学校完成的教育，事实上是由大量的中小企业代替学校完成了。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中小企业叫苦不迭，认为自己成了大企业的员工培训基地和人才储备库。但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又使这些中小企业无可奈何。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而且在持续升温，折射出我们学校教育的严重缺陷。

诚然，我们今天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与包豪斯不可同日而语，譬如，包豪斯由学校作坊进行的教学活动，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与相应企业的联合进行。大量高新技术的出现，也可以使我们直接采取高新技术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前面提到的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虽然是针对初级和中级教育而言，但也十分明确地提出学生必须掌握新媒体技术的要求。仅就这一点，也足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有些人认为，现代主义已经走向死亡，作为现代主义据点的包豪斯的理论和经验也已经过时，不能再老抱着旧东西不放。这种观点有些片面，当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当中那些科学的东西，却被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接受过来，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现代主义虽然在逐渐被更新的理论所代替，但它所具有的科学合理的部分，却也以另外的形式，被取代它的新理论所吸纳。所以，就个

别意义上说，也许包豪斯的理论与实践有过时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包豪斯的理论和实践中，总结出一般的、可以借鉴的规律性东西，那么，包豪斯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指导意义的东西。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教育思想，以及上溯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那样。

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高潮时提出来的，它正是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社会对劳动大军的需求，才产生了那样的思想理论。今天，我们在教育改革中，以适应时代需要为方向，逐步建立起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这既符合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

建立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点结合教育体系

当前，在我们的教育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必须强化本科教育，后来又开始强化研究生教育。事实上，这是一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顾客观需要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全国不顾条件具备与否，不顾教学质量，一律办大而全的高等院校的风潮；导致了学校不顾条件具备与否，一律搞大而全的学科教育。这种风潮产生的恶果，是使我们的高等教育有数量而没有质量。

通过社会调查，我们会发现，第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总是在梯次结构上进行，从来就没有单一需求的状况，社会或者市场，需要“阳春白雪”，同时也需要“下里巴人”；第二，本科毕业生素质个体差异越来越大，甚至出现研究生不如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受欢迎的局面；第三，在近几年的人才交流会上，我们发现，上海、北京、广东等一些经济发达，高科技产业密集的地方，许多知名度很高的行业和企业，专门聘用专科学生，甚至连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也不屑一顾。他们说，我们第一线急需要高级、熟练的技师，而本科生和研究生，大都眼高手低，难以适应生产需要。这说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总是高、中、底按梯次结构进行的；第四，就我们国家当前，或者今后一个相当时期的实际情况看，不可能，也办不到普及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如果勉强的人为普及，那也是以牺牲中国长远教育利益，甚或是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如果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甚或博士、博士后，连国外的技术学院毕业生都不如，那么，我们还谈什么与国际接轨，有什么能力与国际竞争！

有鉴于此，我们在现代设计教育上，应该按着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按专科、本科、研究生梯次分开。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在课程设置上，也要有所区别。譬如，专科教育，以实际操作能力为主；本科教育，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并且要有较强的实践指导能力；研究生教育则可以完全理论研究化。此种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中国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同时，因为目标明确，线条清晰，也可以避免现实中的学生素质事实上的参差不齐，滥竽充数。

从实际情况看，社会或者市场需要更多的是能够在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专业技术人才，并不总是需要硕士、博士、博士后，特别是那些图有虚名的研究生。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教育产业化，就把学校搞成以追求最大经济利润的企业，抓住社会上人人都想上大学的从众心里，盲目扩大招生，人为拔高教育身价。事实上，我们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常常不都总是有着博士头衔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美国艺术设计界，它的众多从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并没有象他们欧洲的同行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哲学理论，但是，他们却成为领导当今世界艺术设计新潮流的群体。中国香港的靳埭强，是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但他并没有十分耀眼的博士头衔。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生是由小学生培养出来的。美国工业设计的重要奠基人雷蒙·罗维（RAYMONDLOEWAY），创建了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设计公司，他宣扬现代设计最重要的不是设计哲学、设计概念，而是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他说：“对我来说，最美丽的曲线是销售上升的曲线。”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失之偏颇，但是从中也可以感觉到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目的性。

为了使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站有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对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点结合的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尽快使它成为我们艺术设计教育的主导体系。

第三章整合现代艺术设计教学体系

就艺术设计学科当前的教育情况看，整合艺术设计教学体系，是艺术设计教育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问题涉及到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评定、教师配置等等诸多问题，需要统筹解决。在中国，虽然搞了几十年的工艺美术教育，又搞了二十几年的现代设计教育，但是，到目前为止，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譬如，我们目前的现代设计教学，还没有统一规范的教学内容和相应的课程设置，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和相应的教学评定标准，教师资源配置也不尽合理。尤其是新兴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一些学科，如电子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必须得更为突出。这些问题直接造成现代设计教育的混乱和学生获取知识的不平衡，同时也是导致学生能力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充实教学内容，整合课程设置

充实教学内容，整合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教材的改革上。我们目前尚无统一的艺术设计教材，各个高校艺术设计专业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下面以一些学校的本科教育课程设置为例，具体比较分析各自的特点。

第一，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必修科目：素描基础、书法基础、油画基础、國画基础、見微知著──艺术导论、中國艺术传统、西方艺术传统、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术科专业科目：人体素描、实验素描、创意水彩画、设计、摄影基础、凹凸版画制作、立体设计基础、混合媒介、陶艺基本技法、行草、楷隶、篆书与篆刻、山水初阶、花鸟初阶、人物初阶、現代水墨初阶、书法专修、丝网与平版版画制作、西画进阶、空間与裝置艺术、陶塑艺术、雕塑─造型与物料、摄影进阶、山水进阶、花鸟进阶、人物进阶、現代水墨进阶、绘画创作室、当代绘画创作室、国画创作室、书法创作室。

学科专业科目：中国宮廷绘画、传统与变化──中国文人画、考古与入门、港澳考古、東亚宗教艺术──印度、南亚、中国、韓国、日本、中国古典书法传統、士人的艺术──宋至清书法、西方現代艺术──現代主义与理想世界的追求、新时代的挑战──二十世紀中国绘画、当代西方艺术──后現代时期的艺术取向、艺术游观、后启蒙运动、革命时代到現代世界──1750至1860的欧洲艺术、三城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斯、威尼斯与罗马的艺术、东西相遇──香港的艺术、中国佩玉和葬玉、中国陶瓷──历代名窯擷英、吉金──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国艺术史专题研究、瓷都景德镇──晚期中国陶瓷史。

第二，台湾大叶大学造型艺术系

课程设计

造形艺术的三大领域为：

(一)绘画组：包括油画、水彩画、水墨画、膠彩画、粉彩画以及插画、版画等课程。以此基础，可向“应用绘画”发展；

(二)雕塑组：包括雕刻（含石雕、木雕）、塑造二类立体造形以及裝置艺术等课程內容；將來除了当雕塑艺术家之外，并可向各类工艺及产品造形方面发展；

(三)工艺组：包括有陶艺、金工、编织、漆艺等工房。在应用上，可向相关产品创作上发展。

课程安排

校定必修：国文及应用文、英文、英语听力、生活英语、本国历史、立国精

神与宪法与立国精神、通识、法学素养、心理学、計算机概论I、军训、体育。

院定必修：英语文能力检定、計算机概论Ⅱ、工厂实习I、Ⅱ、艺术概论、素描I、色彩学I、造形原理、造形基础I、摄影学、艺术史I、设计概论。

系定必修：素描Ⅱ、Ⅲ、Ⅳ、造形基础Ⅱ、综合素材I、Ⅱ、西洋艺术史、本国艺术史、当代艺术史、美学概论、艺术哲学概论、专题研究I、Ⅱ、毕业制作I、Ⅱ

专长分攻(任选一组)：绘画組：绘画I、Ⅱ、绘画材料学I、Ⅱ。雕塑組：雕塑I、Ⅱ、雕塑材料学I、Ⅱ。工艺组：工艺I、Ⅱ、工艺材料学I、Ⅱ。

共同学修：图学、艺用解剖学、进阶艺用解剖学、工艺概论、金工工藝I、Ⅱ、纤维艺术I、Ⅱ、染色、陶瓷工艺I、Ⅱ、漆工艺I、Ⅱ、水墨画I、Ⅱ、版画I、Ⅱ、油画I、Ⅱ、水彩画、粉彩画、膠彩画、书法、插画、石材艺术I、Ⅱ、木属艺术I、Ⅱ、塑造I、Ⅱ、裝置艺术I、Ⅱ、民俗学、裝饰图案、光影艺术I、Ⅱ、玻璃工艺I、Ⅱ、台湾艺术史、艺术心理学、素描研究I、Ⅱ、雕塑結构研究I、Ⅱ、西洋雕塑史、中国雕塑史、传统漆工艺研究、漆画创作、油画研究、绘画创作研究I、Ⅱ、浮雕創作、环境艺术、喷砂艺术、铸造、雕塑与环境研究I、Ⅱ、艺术评论、艺术管理、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学、特別讲座I、Ⅱ、电脑艺术I、Ⅱ、、音乐鉴赏。

第三，东华大学美术学院

装璜艺术设计主要课程：一、平面设计：设计概论、构成设计、图形设计、色彩设计、字体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标志设计、插图设计、摄影技法、计算机辅助设计、企业和机构视觉形象设计、销售环境设计；二、广告设计：综合造型基础、综合设计基础、广告概论、广告文案与创意、市场营销、媒体研究、广告摄影、计算机图形设计、平面广告设计、立体广告设计、平面设计等。三、摄影专业：摄影史、摄影机械、感光材料、摄影技术技法、暗房工艺、构成原理、平面设计、人像摄影、广告摄影、产品摄影、摄影艺术创作、计算机图形设计；动画专业：综合造型基础、综合设计基础、透视学、影像表现编排设计、字体设计、图形设计、动画美术设计、原动画技法、影视广告、漫画、计算机辅助设计、电影、动画赏析等。

工业设计主要课程：美术史论、设计史论、设计美学与设计文化、设计思维、综合设计表达、综合造型基础、设计概论、材料及成型原理、计算机辅助设计、人机工程学应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创新性产品设计、改良性产品设计、网络设计、虚拟现实设计、多媒体艺术设计、三维动画设计、展示概论设计、展示环境与空间设计、博览策划与设计、汽车设计程序、空气动力学、汽车造型设计、非机动交通工具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主要课程：环境艺术设计概论、环境行为心理学、中外建筑史、建筑设计基础、人体工程学、设计方法与程序、设计标准与预算、室内设计、装修构造设计、陈设艺术设计、家具设计、景观设计、广场设计、园林设计、专业调研与实习、工程项目实践。

第四，清华大学

工业造型设计主要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法律基础、经济管理基础、体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计算机组成及网络、3D-STUDIO、素描、色彩画、基础图案、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摄影、中国工艺美术史、设计基础、雕塑、画法几何、模型技法、设计制图、设计与消费心理、人体工程学、材料与加工、设计概论、设计思维与方法、专业史论、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中外建筑及室内设计史、专业课程、材料表面与装饰工艺、视觉设计、三维电脑设计、环境设施设计、日用器具设计、工作机具设计、改良性产品设计、开发性产品设计、展示设计、装饰造型、实习课程、毕业展览、毕业设计(论文)

第五，吉林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主要课程：马克思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法学基础理论、体育Ⅰ、体育Ⅱ、体育Ⅲ、素描Ⅰ、素描Ⅱ、计算机应用、色彩Ⅰ、色彩Ⅱ、绘画透视、艺术概论、英语Ⅰ、英语Ⅱ、平面构成、美学原理、装饰绘画、中国画（人物、花鸟、山水）、设计概论、文字设计、立体构成、摄影Ⅰ、摄影Ⅱ、色彩构成、黑白画、实用工艺美术设计与民间艺术、图形符号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室内外装饰与装修、包装设计、丝网印刷工艺、广告设计、摄影、色彩写生、电脑美术平面设计、容器造型与纸结构设计说明、书籍装帧、平面广告设计、销售心理学、电脑创意、印刷工艺、学年论文Ⅰ、学年论文Ⅱ、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上述五个学校，横跨，虽然不能代表所有艺术设计学科，但是也很说明问题。第一，艺术设计学科交叉广泛，加大了各地各校在课程设置上的随意性。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严格划分专业界限外，全体学校都是以某一专业为主，向其它专业延伸，延伸的深度和广度则视自己的情况而定，这一点在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和上海东华大学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对专业实行三级细划，严格界定专业，各自形成独立的教学系统，互不介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长期的工艺美术教学，使它们形成了这种模式，所以，在它们身上就表现得十分突出。第三，极为重视政治理论教育，除香港中文大学外，都在这方面显示了非常突出的特征。清华大学没有列出这方面的课程，但也决不会少，虽然这种教学常常流于形式，但是学校却从来没有放松。第四，忽视传统文化教育。这一点在内地的学校中表现最为明显。譬如对艺术设计都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易学文化、儒、道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诗辞歌赋。第五，对艺术设计的媒体，或者说使用的技术手段，表现了十分明显的传统观念，对影响艺术设计的科学技术，几乎被所有学校忽视。而这一点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艺术基础教育中，都已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通过上面的概略分析，我们是否可以整理出下面这样的思路：

第一，承认艺术设计学科的相通性，加大共同性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产品设计（包括建筑、工业等等）、平面设计、环境设计、装置设计等等，在艺术设计这个大概念下，大范畴里，它们之间的总体共同性，远远大于个体差异性，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更多的体现在它们各自的不同工艺上，而这又是它们各自学科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加大共同性课程的设置，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培养高素质艺术设计人才必须的。这种加大，不但要有广度，而必须要有相当的深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叶大学基本上是按着这个思路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从他们的课程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共同性专业课程的比例，远远大于个体性专业课程。这种模式，可以使学生在学校受到更加完整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同时也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综合专业素质。表现了明显的市场取向意识。

第二，在共同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各自深化的专业。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叶大学在这方面显示了更多的灵活性。在接受比较全面、完整的艺术设计学科教育基础上，由学生自己根据各自的喜好选择不同的专业课程，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不必事先划定更细的专业界限，譬如清华美术学院对专业的三次划分。此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艺术设计专业总体知识，也有利于学生走向社会后的就业选择。这里所说的就业选择，并不是指学生对工作岗位的选择，也包括社会岗位对学生的选择。这里有一个现实的个案，某内地重点大学的一位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去某用人单位应聘，在试讲课时，这位学

生讲CI设计，这是当前很受社会重视的一门课程，讲的很好，在现场听讲的用人单位的领导、教授、学生，都非常赞赏，表示了几乎一致的满意和接受。但是，后来有领导说，这位学生的确比几个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讲的都好，但我们这次招聘的岗位是工业设计教师，而他是艺术设计毕业生，于是就出现了用人上的以细划专业画地为牢的局面。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一次、二次、三次细划专业，并不一定很科学，这种思路既不符合综合素质教育的思想，也不利于人才市场上的双向选择。从根本上讲，就是于有意无意之间，制约了人才的最佳配置。所以要改变一下目前专业划分上的误区，使整个艺术设计专业的学习更具有融通性。

第三，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教学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保证设计师创造力的必不可少的功底，我们应该在现代设计教育上有所充分的体现，增设这方面的课程，加大这方面的教学力度。具体教学方法上，可以采取专题讲座、沙龙式研论和传统授课等不同形式。这方面，不但要讲技法，如中国书画的技法。更要把重点放在研究它们的思想上，它们所体现和展示的深邃意境上。譬如晋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可以从曹植的《洛神赋》、张华的《女史箴》等文章中激发出流传千古的名画；唐代的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写出了美妙的辋川诗歌，创造了著名的辋川园林艺术，作出了绝伦的辋川山水画，这是为什么？所以，要使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和艺术时，在“博大精深”、“融会贯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第四，在学习和掌握传统艺术设计知识的同时，应该提高对新媒体这个艺术设计载体的认识。这就是说，要积极学习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能够使学生熟练运用高新技术工具和表现手法。比如我们现在还把爬图板的手工绘图，当成产品设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岂不是太滑稽了吗？现在我们到处都在宣传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问题，科学？艺术家也讲，设计师更讲，但体现在现代设计教育上，却还是各走各的老路，这就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我们的艺术设计与市场结合的那么紧，与工业化结合的那么紧，这本身就要求我们的现代设计教育，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来。这方面，一要提高认识，二要加大投入，三要全面推广。

第五，加大材料科学的教学力度。对于现代设计来说，材料的掌握和熟练运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产品设计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譬如建筑设计，没有对新材料的认识和熟练运用，就不可能设计出集艺术与科学一体的优秀作品来。信息时代，材料科学发展很快，一个面向未来的设计师，必须及时的掌握他的变化，熟练运用它的优越性能。当前材料科学正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高科技含量的新材料，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材料，必须让学生掌握这些材料科学的发展趋势，在设计中熟练的运用它们。

第六，加大实践课程的内容、方式和课时。现在我们过于强调“学院化”教学，在教学实际中，常常把实践，或者叫实习，当成儿戏，流于形式化。教的不认真，学的很马虎，根本起不到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增强理论教学知识的效果，这几乎成了中国内地学校的通病。事实上，这种必要的实践课程，对艺术设计这门具有较强应用性质的学科，是非常必要的。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种实践课程，今后可以走与企业和社会联合的路子，使学生有针对性的做，而且做出的东西就叫它成为产品，进而成为市场上的商品。这是一种主动的实践教学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被动实践教学带来的不良因果。

如果把上面的思路整理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教学内容的整合，一，思想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更包括东西方艺术与科学、设计与技术思想理论等；二，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艺术教育，包括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融、易学文化、老庄学说、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含有诗辞曲赋）等；三，专业技能教育，包括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创造能力、操作水平、科技运用等。三者之间，前两者是学生的软件，后者是学生的硬件，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如同一台计算机，软件、硬件缺一不可。按着这个思路设置课程，不是在旧基础上的课程表的简单增删，而是在新思维下的总体整合。

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应该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艺术设计，归根到底是通过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合成手段，创造着人们的全新生活，在这全新生活里，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所以，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化与艺术，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一无所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不可能有什么优秀的创意。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因为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取得今天的可圈可点的艺术设计成果；靳埭强、韩美林等人，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也决不可在申奥会徽的竟标中，一举夺魁。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比较详尽地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设计的巨大影响，这是传统文化与艺术在现代设计实践中的体现。那么，作为为社会培养设计人才的教育，也应该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与艺术，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浩如烟海，从何而教？从何而学？诚然，我们不是历史专业，也不是哲学专业，更不是文学专业，我们不可能叫学生作为专业学者去研究它们，我们只能学思想，学方法。特别是易学文化思想、老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中包含的意境美、语言美、形式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生，明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打下坚实的创造基础。我们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甚至科学家，都曾经从我们民族文化与艺术中，引发出创造的灵感，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不朽之作，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前面已经多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接受完整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同时，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熏陶呢？这里提出三种可资借鉴的方法，供大家讨论。一是专题讲座；二是学术报告；三是沙龙式讨论。

第一种方法，可以在每学期，规定出若干的专题讲座，系统地、概论式地对易学文化、老庄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曲、赋等，进行专题讲座。这种专题讲座，要有知识性、趣味性、针对性。所谓知识性，就是使学生获得比之以往的泛泛学习，掌握更多的有关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信息；所谓趣味性，就是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外，有更浓厚兴趣、更自觉的意识去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相关问题；所谓针对性，就是使学生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与自己的专业知识联系起来，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介入，使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综合性的创造能力。

第二种方法，可以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就某一课题，或者某一方面内容，进行学术讨论。可以有专人讲演，也可以大家都发表自己的学术报告。这种学术报告会，必须具有较强的实际针对性，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紧密性。前者要求把传统文化，或者古典文学与艺术，有针对性地运用于自己的专业；后者则要求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

第三种方法，可以由任课教师，在学习的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召集学生进行讨论，使学生在接受一种新知识后，有机会反刍消化，并且有机会通过讨论，产生一些新奇的艺术或设计灵感。大文学家坡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常读常新，这是大家都能在学习中经常体验得到的。

当然，上述三种学习方法，也不是绝对的，也可以有更多

样化的形式，譬如专题讲座与沙龙讨论的结合，与学术报告的结合，与学生作品展示的结合，甚至可以多种方法交替进行，穿行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不间断地、持续地教与学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而提高教与学的质量。

科技成果应该反映和促进艺术设计教育水平的提高

现代艺术设计在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尽管这种理论和实践成果，仍然伴随着人类的不断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更新着，变化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随时把科技成果反映、或者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上来。现代设计艺术是一种实用艺术（THEUSEFULARTS），或者是应用艺术（APPLIEDARTS），它与“纯粹艺术”或者美的艺术（THEBEAUTIFULARTS）不同，设计，原本就是美的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和两者的载体。所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理所当然应该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紧紧追踪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及时把高新技术成果引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总是用旧的知识、旧的方法，教育未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使他们背负着旧的知识走向新时代。信息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已经由过去的上百年、几十年，发展到三至五年，所以，必须用不断更新的知识武装未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信息社会，高新技术在层出不穷的涌现，譬如电子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正在冲击着传统艺术的载体；材料科学的进步，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促使产品的加速更新换代；建筑科技的发展，也正在使智能建筑、生态建筑走人们的生活，等等这些，逼得我们应顾不暇。站在时代前沿的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去传授手工艺时代的技法。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许多有关艺术与科学的互相介入、互相结合，即艺术与科学的互动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讨论，只是强调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没有理由不加快观念的更新，把艺术与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高新技术直接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至于那些已经变成历史知识科技成果，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到艺术史，或者设计史里面去讲，也可以作为常识性知识讲授，但不必作为学生必须掌握的重点。信息时代的交通工具正在飞速发展，我们再去讲授马车的美学原理、马车的造型艺术，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不可能把学生引向高新技术时新日异的信息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引起了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及科技与教育地位的深刻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使教育面临大幅度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调整。办学体制、招生制度、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将根据社会需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比例大幅度减少，而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人员比例大幅度增加，社会对人们受教育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断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素质，建立终身学习制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教育不再仅仅是服务的、从属的，科技与教育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并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

21世纪，我们面临的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环境。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普及，已将世界连接成为整体，各领域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参与全球性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其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知识，能力和素质。2l世纪的教育观必然是国际化的教育观，必须把我们的教育放在全球化竞争与合作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和定位，没有这样的理念就难以搞好未来的艺术设计教育。

中外建筑论文 篇9

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民教育，历来被国家高度重视。近些年，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增长，中小学校建设也随之加快，因此，新建校园需要针对新条件做出相应的空间设计。灰空间普遍的存在于各类建筑中，对于建筑空间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因此，研究中小学校这一重要建筑中的灰空间，改善其环境，使其更加满足现代教学的需求，以期在校园建筑设计中起到有益的督促作用。

关键词：

中小学校；灰空间；建筑设计

1研究中小学校园中灰空间的必要性

1.1中小学校发展现状

2015年以来，随着国家颁布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我国新生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中小学面临数量不足，空间不够等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国家仍然重视中小学的教育问题，新时代的教学方式也有着巨大的变化。因此，校园建设面临着巨大的问题，针对如何贴近现代教学模式，校园空间设计需要建筑师多加思考。另外，针对已建成校园，也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丰富校园环境，将传统的以在教室教学为主的模式走向新的培养学生自学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提倡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提高学生的团队意识和交往的能力。因此，在现代校园建设中需要考虑给予师生互动的空间场所。

1.2灰空间的重要性

灰空间作为以一种联系内外的过度空间，它既能使室内与自然环境恰当融合，又可以给人提供一个交往的空间。灰空间作为校园空间中的一种形式，它的设计优劣会影响到学生、老师和其他校园活动人员的生活。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实行，新生人口的不断增多，人均校园空间不断减少，新校园建设不断增加。另外，现代教育不断发展，为使学生茁壮成长，师生间的交流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灰空间作为联系室内外的媒介，不论是进入校园的空间，进入教学楼的空间，还是进入教室的灰空间，都是良好的媒介，可以拉近人们的关系，增加学生的交流。

1.3中小学校园中的灰空间

灰空间作为室内与室外的中间空间，介于内与外之间，但不同于两者中任何一个。它有顶盖，可被当做内部的空间，有些是开敞的，又可当做外部空间的一部分，所以它是内外的一个结合点[1]。在中小学校中，灰空间随处可见。校园的入口广场、教学楼入口门厅、会议室外走廊、教学楼连廊、教室外空间、宿舍食堂入口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师生学习、生活的大部分空间。

1.4校园灰空间现存的一些问题

中小学校中的灰空间与室内空间、外界环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衔接外界和内部的空间，是空间的转折点，也是交通流线的节点[2]。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使得人们驻足停留。老旧校园中的灰空间很多仅仅起到基本的连接作用，师生只是匆匆而过，甚至我们仿佛看不到这些灰空间。针对老旧校园的现状，以下总结了其灰空间相对普遍存在的问题：①灰空间使用功能过于单一，缺乏使人停驻的活力。②缺少有利师生交往的空间布置。③灰空间及场所的人情昧的缺失。④安全措施尚不完善，使人丧失安全感。⑤场所感和领域感不强烈。尽管总结了一些问题，但是中小学校中的灰空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正确处理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与实践。

2对中小学校园中灰空间的建筑设计

2.1入口空间

校园建筑的入口空间包括：1.校园大门周边空间；2.教学楼、综合楼、办公楼等单独建筑的门厅等空间；3.教学用房的前室等空间。

2.1.1校园入口处

校园大门及周边空间，是整个学校和外界的过度空间，有着至关很重要的作用。校园安全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校园入口空间的合理设计尤为重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不仅仅是一个大门可以解决问题的。另外，校园入口是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的第一个相遇的空间，处理好入口空间，还可以增强学校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交流。在入口处设置中心广场，布置绿化，在周边设置休息设备，有利于人们的活动和交流。图1为吴江实验小学太湖湾校区入口分析，考虑到中小学生独立性较差，上学放学需要父母接送，入口处设计为半开放式。上学和放学时，车辆可以进入校园专门的通道中，方便接送孩子，但平时此处封闭，不影响校园的安全性。

2.1.2门厅

教学楼等独立建筑的门厅，是校园室内外的过度，不仅仅是物理环境上的过度，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心理上也存在着过度关系。现在教育，师生间不仅仅是古代师生教与学的关系，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教学楼门厅是师生间在校园中除了教室等教学场所，相遇最多的地方。现在很多师生间仅仅是问声好，就各自离开，又想交流的，也往往站着说几句。因此，处理好门厅空间，也将有效拉近师生间和学生间的关系。教学楼可架空底层，布置交往空间，或者设置门厅花园，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有利于消除师生矛盾。

2.1.3前室

教学用房的前室，一般是教室外的走廊等，有些学校单独设计了教室的前室以突出教室，但是往往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学生比较好动，尤其是中小学生，除去上课时间，学生们喜欢到教室外活动，教室外的灰空间是学生们经过次数最多的地方。教室前室空间可以结合走廊布置，加大空间，设计室外休息和活动空间，或布置文化墙，加强文化教育。

2.2各楼层的交通空间

中小学校中的交通空间也是师生必须经过的空间，在中小学校中，楼梯间的使用率很高，这里把楼梯间以及周边的空间当做一个整体看待。所以合理处理楼梯间空间就可以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也可以促进师生间的和谐相处。楼梯间环境的设计不必大规模的改变，在现有地形上进行改造就可以满足师生的使用。适当设置座椅，并进行简单的装饰，这样可以改变学生匆匆忙忙来回跑动带来的安全问题。另外对楼梯间布置植被，可以使人贴近自然。另外，在楼梯间的墙壁上张贴海报、增加新闻墙，不仅使学生了解当今社会的发展，使得学生获得了话题，促进学生间的交流。

2.3活动平台

活动平台是教学场所与外界的过渡空间。校园中大的活动空间往往是广场和操场这样的场所，距离教学场地相对较远，而且完全属于室外，加之小学生好玩爱动，这些空间都不利于学生短时间的活动。在教学楼中合理布置活动平台，可以是低层教学用房的屋顶平台，也可以是独立设计的空间，满足学生不用离开教学楼，也可适当活动的场所。在这种空间的安排上，需要合理布置环境，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有利身心健康的活动。徐州市潇湘路小学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中小学生好动的心理，在各独立教学楼之间设计了一些连廊和活动平台，这些活动空间

2.4其他灰空间

中小学校中的灰空间还有很多，如教室的阳台、中庭、内院等等。有些学校的布置阳台，这是师生直接沟通外界的重要场所，良好的阳台布置可以使得学生更加贴近自然，心情舒畅。中庭和内院是建筑内部的空间，也是沟通内外的过度区域，利用布置小花园，丰富的植被等等处理手法，都可以改善校园环境。

3江苏师大培栋实验学校中的灰空间设计

3.1项目概况

江苏师大培栋实验学校又称师大附中，拟建于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学校用地周边辐射1000m范围内拥有东南郡、御景湾、花语城、龙锡庄园等多个中高端小区，2000m范围内为规划的一类和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及高等教育用地，周边拥有昆仑大道、迎宾大道、北京路、欣欣路，交通便利，可达性好。师大附中在设计时就充分利用灰空间，有效改善校园环境，同时利于师生的交流。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就重视过度空间的利用，强调内外空间的渗透交流，使学生更好的在课外相互学习，帮助与交流。

3.2入口空间处理

对于入口空间的处理上，有以下几个处理方式：①校园大门入口。师大附中的校园入口处为一个梯形广场，广场中安排座椅等设备，方便学生、老师和家长休憩。另外广场和大门间增加一段矩形的过渡区域，适当布置绿化，迎接学生进入校园。另外，在大门处和过渡区域各设置门卫和安保，这样，校园就有了两重安全措施。②地下车库直通办公楼，在其过渡区域，布置下沉庭院，使得老师与校领导刚进入校园就获得绿色好心情。③教学楼入口空间大，不仅起着走廊的作用，也是学生的活动场地，这种半开放的空间既保证了学生的安全，也方便学生活动。

3.3平台空间处理

在整个校园的设计中，合理安排了很多活动平台：①利用低层的屋顶作为活动平台。②在沟通教学楼的连廊处局部加宽廊道，形成活动平台。利用屋顶平台作为活动空间，可以获得大面积的活动空间，这样既不增加使用面积，也方便了学生活动。

3.4其他灰空间处理

楼梯间入口处加大空间，周边布置展板展示处，设置休息座椅等等设施，方便学生、老师交流，同时美化校园环境。局部加宽连廊的空间，虽然增加了一部分面积，但是使得学生获得了距离教学空间较近的活动空间，同时也可方便老师与学生交流，也可在室外进行部分教学活动。整个校园布置多处下沉庭院，不仅使得校园环境丰富多彩，也加强了教学楼之间的联系，形成独立院落。因为用地紧张，利用了部分地下空间，设置地下庭院也解决了部分采光问题，同时，处于地下的综合教室和实验室，因周边的庭院，获得了良好的环境，也方便了学生的课余活动和交流。

4结语

中小学中的灰空间形式多样，设计灵活，不仅能够改善校园环境，更加会影响到到学生的心理，进而影响到学生的生活，通过系统的整理灰空间的处理手法，对于以后的建筑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本案只是初步设计了校园中突出的灰空间，运用了一些设计手法以达到增进师生关系，改善学生学习生活环境的目的。校园中还有很多灰空间值得人们思考和改进，希望通过本文使得设计师更加注意校园中的灰空间，共同建设美好的校园环境。

作者：韩方奇 季翔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聂丹，郑革委。浅议设计中“灰空间”的应用，大众文艺[J].2009.24.56.

[2]陈奕光。浅谈灰空间的作业和营造方式，城市建筑理论研究[J].2013.15.87.

[3]王晗。高校教学楼灰空间交往功能及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0.

[4]林余铭。当代中国城市小学建筑交往空间设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1.

[5]汤成明。现代居住建筑灰空间研究。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10.

[6]王淑坤。浅谈灰空间在建筑中的应用。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33.

中外建筑论文 篇10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

西方第一部关于辽代的通史性著作是《辽史》(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IndependenceSquarePhila-delphia6)。该著作出版于1949年，是由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A．Wittfogel，一译魏复古)和中国学者冯家？合著的，也是首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王朝断代史。该书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地阐释了辽代的社会功能［8］。用人类学中“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解释了契丹族的中国化过程，称辽为“征服王朝”。该著作的主体部分论述了辽代的经济史，次要部分解析了辽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最后才叙述辽代契丹王系的政治史。该书借鉴和采用了中国《辽史》中的部分史料，但决不是简单的翻译和照搬，而是经过大量的实证和分析之后的再利用。该书结合大量的考古发现，收录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主题多变，论述范围极广，从畜牧业到帝王陵寝，从辽代官印到长达55页的哈喇契丹的专题性述论，无所不至其极。在概述部分，主要介绍了辽王朝的历史地位，辽代文化的双重性以及10世纪以来在被中原王朝征服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同化的新途径。该著作也有一些瑕疵，作者认为辽朝文化很少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事实上辽代文化的双重性是非常明显的。再如“高丽”应是写“Koryǔ”，而不是“Korea”，“县”应译成dis-trict，而非等同于“County”。此外，书中关于女真一词，有时用Jurchen，有时用Nu－chin，交叉使用极易误导读者。

法国学者韩伯诗在其《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法国科学院金石文艺院会议报告集》，1953年)中开始尝试着破解神秘的契丹文字。匈牙利学者卡拉•捷尔吉发表了《谈谈1150年的契丹文字碑》(《布达佩斯大学学报》语言学分册，1975年);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赫福伯是研究辽金史的专家，他的《论辽朝的语言关系》(载《中亚研究》1969年第3期)一文，详细分析了辽代契丹语的起源、派生关系及流向，同时从契丹语言文字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辽朝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及西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黄振华将其译成中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5集。该论文引起了中外学界同行的瞩目，德国学者道尔弗将阿尔泰学家对福赫伯的评论写成了一篇综述，即《阿尔泰学家评福赫伯的〈论辽朝语言关系〉》，大致介绍了阿尔泰学界对福赫伯契丹文研究的评析和争议。德国学者门格斯《通古斯与辽》(《东方学术论丛》38卷第1期，1969年)则是从通古斯语和辽代契丹语的语系联系中寻找通古斯族与契丹的族系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辽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的出土文物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自1954年开始，辽宁法库县叶茂台镇发现了20多座辽代墓葬群。特别是1974年5月发现的7号墓葬，出土了“棺床小帐”，绢轴画“深山棋会”、“郊原野趣”等辽代罕见文物；1976年4月发现的辽代北府宰相萧义16号墓葬，其墓志详细记载了萧义的生平。1986年，在位于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发现了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该墓是迄今惟一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皇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器和敛葬用具。1993年，内蒙古赤峰市宝山区发掘了耶律阿保机之子德勤墓及其妃子墓，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壁画。特别是1975年，两具保护得极其完好的辽代装饰银鞍在美国展出，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辽代艺术和文化的瞩目。这些文物为世人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建筑、民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辽代壁画及出土文物上丰富的色彩图样、巧夺天工的造型引起了西方学者强烈的探求欲望。#p#分页标题#e#

这一时期有关辽和契丹研究的著述主要表现在结合最新考古发现集中对辽代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研究。美国学者走在西方辽史及契丹民族史研究的前列①。在考古发现方面，罗伯特•潘恩的《一个辽代的王冠》(ACrownoftheLiaoDynasty［907－1125］，BulletinofMuseumofFineArts，Vol．62，No．328［1964］pp．44－47)记述了1956年发现于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村的一个辽代早期的王冠(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远东精品艺术博物馆)。洛舍•莱德罗斯(LotharLedderose)在亚洲研究协会1992年的年会发表了《辽代大量生产的佛经石》(“MassProductionofSutraStonesundertheLiao”)。他指出，佛教时代趋向尾声也是推动河北房山区云聚寺佛经石刻大量出现的原因。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是研究辽代考古和建筑的专家。她的《辽代考古：中国北部边疆的坟墓和思想》(“LiaoArchaeology:TombsandIdeologyalong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theJournalofArchaeologyforAsiaandthePacific，Vol．37，1998．)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北部发现的辽代遗址和墓葬文化。罗伯特•阿尔布莱特(RobertAlbrightRorex)《吉林辽代墓壁画与辽帝国公主的婚礼仪式》(TheWeddingCeremonyforanImperialLiaoPrincess．WallPaintingsfromaLi-aoDynastyTombinJilin．ArtibusAsiae，Vol．44，No．2/3，1983，pp．107－136)一文分门别类地论述了1972年在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发现的四座辽墓中的壁画。作者从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穿着打扮、生活场景等入手分析了辽代社会的政治阶层、经济水平、文化娱乐和风俗习惯等多项内容，特别结合大量中方文献重点论述了辽代公主的婚礼仪式和婚姻生活。同时，针对辽墓室的装饰和修建风格揭示了辽代墓葬文化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对中原文化的吸纳过程。罗伯特的另一篇文章《辽代墓壁画与中国画中蔡文姬故事之胡人形象》(“SomeLiaoTombMuralsandImagesofNomadsinChinesePaitningsoftheWen－chiStory．”ArtibusAsiae，vol．45，nos．2－3，1984)，重点通过对吉林省哲里木盟库伦旗发现的辽墓壁画、河北宣化的辽墓壁画以及美国波士顿精品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蔡文姬与胡笳十八”相册页的比较，论述了以蔡文姬为代表的契丹民族在服饰、艺术、建筑及风俗习惯上与中国文化的异同。

美国学者扎奇斯钦(SechinJagchid)是研究蒙元学的专家。他对辽代城市和建筑也有所涉猎。其《契丹与他们的城市》(“TheKitansandTheirCities，"CentralAsiaticJournal25，nos．I－2，1981)论述了契丹人的生活习性及其城市形成的原因、特点、分布等自然情况，指出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元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有关辽代建筑文化研究的大家应该是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在内蒙赤峰宝山墓壁画出土后不久，她发表了《辽代建筑传统》(Liao:AnArchitecturalTraditionintheMaking，ArtibusAiae，Vol．54，No1/2，1994)。该文主要论述了身为半游牧部落的处于定居社会边缘的契丹人，一直笃信萨满教，从未有过寺庙中的神，也从未在城市中居住过，在与中国式文明接触以前从未用砖室墓埋葬过先人。然而契丹在与中原文化接触后改变了。作者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中国文献记载，从建筑、宗教学的角度对山西应县木塔、辽宁义县奉国寺的大雄宝殿等现存的辽代建筑进行个案研究和分析，阐释了契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借鉴、转换、采用、适应、或是形式上和象征上的关系。她的另一篇论文《石室：与阿保机在祖州相关的石头建构》(Shishi:AStoneStructureAssociatedwithAbaojiinZuzhou)着重讨论了在耶律阿保机的世居地———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边境上所发现的一处石头房子。作者先综合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这座石室的隶属关系、功能用途、设施构造、方位位置、历史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观点，然后结合大量的中西方文献论述了契丹与中国石质房屋建筑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而推测出该石室的建筑时间、功能和意义。

南希的专著《辽代建筑》LiaoArchitecture(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是在其《辽代建筑传统》一文上扩充和拓展而成的，是有关辽代皇室建筑、宗教建筑、民俗建筑、墓葬建筑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首先概述了辽代9位帝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生平，提及丧葬习俗、佛教建筑和一些政治事件。然后结合前述提出了辽代建筑为何发生变革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南希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点论述了辽代五个都城(上京、东京、南京、中京和新京)的建筑。从辽代建筑的木框架传统、辽代丧葬传统和辽代建筑遗存等三部分论述了契丹建筑文化的特征，指出辽代契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有的继承、借鉴、改变与适应等关系。她指出：“辽代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部分，在建筑文化同化的过程中，辽代成为中国传统概念的一个参与者和保护者。”［10］该著作还从建筑学的角度讨论了契丹的族源问题，指出契丹建筑文化还可能是从中国派生型建筑模式(如高句丽和渤海建筑等)中获得了经验。因而契丹建筑师可能源于高句丽或渤海国。南希的著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美国学者蒂耶特•库恩(DieterKuhn)针对南希的《辽代建筑》一书发表了长达38页的书评：《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6，Fasc．4/5，2000)。库恩首先肯定了南希著作的开创性、艺术性和丰富性。之后就南希对契丹民族的族源问题、辽代建筑受中原文化影响问题、史料运用问题、建筑术语的翻译问题等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书中图片缺乏独创性和清晰度、参考书目有遗漏等缺陷。蒂耶特还发表过有关契丹坟墓外形构造的论文《契丹如何重塑了中国圆顶形墓的传统》(“HowtheQidanReshapedtheTraditionoftheChineseDome－shaped，Tomb．”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8)。对于库恩的质疑和意见，南希在其《回复蒂耶特•库恩：〈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AResponsetoDieterKuhn，“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7．Fasc．4/5(2001))中一一作出了回复和解释，并对库恩的评析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体现了西方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学术交流态势。#p#分页标题#e#

有关辽代与北宋关系的著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梅尔文•斯里克兰•安(Mel-vinThlick－lenAng)《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Sung－LiaoDiplomacyinEleven－andTwelfth－Centu-ryChina:AStudyoftheSocial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ForeignPolicy．)，是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论。该论文结合大量的中方史料和中国宋辽史专家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宋朝与辽契丹之间在11世纪的战争、盟约背后的社会、政治、军事等综合因素，同时对于双方长期的和平贸易、朝贡外交体制作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是一部较有深度的博士学位论文。莫里斯•罗斯比(Morris，Rossabi)《在对手之间的中国：中国与其在10－14世纪之间的邻居》(ChinaAmongE-quals．The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rs，10th－14thCentu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系统论述了中国与辽、金等邻国之间的关系。该著作揭示了宋朝时期的中国打破了历代王朝奉行“天朝上国，四夷宾服”以朝贡体制为主的外交政策，首次把辽、金视为平等国家对待。虽然源于军事和国力上的羸弱，却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和弹性。戴维•瑞特(DavidWright)《从战争到外交对峙：11世纪中国宋朝与辽契丹之间的外交关系》(FromWartoDiplomaticParityinEleventh－CenturyChina:Sung’sForeighRela-tionswithKhitanLiao．Leiden:BrillAcademicPublishers，2005．)详细论述北宋与辽之间的战争起因、经过、外交谈判及“澶渊之盟”的订立等内容，分析了北宋与辽、契丹之间特殊外交关系的形成与对峙原因。戴维还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对峙、世系与和平：宋朝使辽的外交使团》(《宋元研究》1996年第26卷)、《宋朝与契丹在1004－1005年的战争以及“澶渊之盟”》(《亚洲历史学刊》JournalofAsianHistory32，No．1，1998)。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Schwarz－Schilling，Christian)《1005年澶渊之盟的和平及其对中国与辽契丹帝国关系的影响》(DerFriedevonShan－yuan［1005n．Chr．: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Diplomatie．AsiatischeForschungen1．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59．］)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澶渊之盟上。相关论文还有安东尼•威廉姆•塞拉帝(Sariti，AnthonyWilliam)《关于北宋时期外交决策的制定》(“Noteo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intheNorthernSung，”SungYuanStudies8［1973］:3－11．)。扎旗斯钦《契丹反女真入侵的抗争》(“KitanStrugglesAgainstJurchenOppression:NomadismVersusSinicization．”ZentralasiatischeStudien16［1982］，pp．165－185．)系统描述了辽朝末期契丹人与女真人之间的数次战争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分析了辽王朝覆灭以及金女真崛起的原因。

综合性著述中涉及到辽和契丹的外交及贸易类的著述主要有费正清(Fairbank，JohnKing)《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剑桥中国史》第6卷；《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译为《辽西夏金朝史》，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该著作详细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揭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论述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塞本•达布令豪斯(SabineDabringhaus)和罗帝雷克•蒲塔克(Rod-erickPtak)合著的《中国及其邻居：边疆、中国眼中的他者，10至19世纪的对外政策》(ChinaandHerNeighbours:Borders，VisionsoftheOther，For-eignPolicy10thto19th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中也有很多关于辽代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的描述。书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北宋时期外交政策改变的综合因素，指出军事实力的羸弱和国内政治纷争频发是导致中华帝国外交政策和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根本动因。扎旗斯钦《和平、战争与长城沿线的贸易：游牧民族与中国两千年的互动》(Peace，war，andtradealongtheGreatWall:Nomadic－Chineseinteractionthroughtwomillenni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9)则是一部概述性质的外交编年史。书中重点讨论了两千年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外交。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有贸易的地方就没有战争”一说，指出贸易和战争时常是并存的，而且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汉斯•别伦斯坦(HansBielenstein)《汉人世界里的外交与贸易，589－1276年》(DiplomacyandTradeintheChineseWorld，589－1276．Brill．2005．)按地域关系系统介绍了589年至1276年之间东南亚的交趾、乌孙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北亚的日本、朝鲜、高句丽、渤海、西突厥、辽、金、党项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中原王朝建立的外交或贸易联系。托玛斯•巴菲尔德(ThomasJ．Barfield)《危险的前线：游牧帝国与中国》(ThePerilousFrontier，no-madicempiresandChinaCambridge，BlackwellInc．，1989)论述了包括契丹在内的游牧民族如何强大起来，建立独立国家并与中国产生边境疆土纷争的史事。

对于辽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进行个案研究的著述有詹尼弗•霍姆格林(J．Holmgren)《辽代契丹统治者的婚姻、血缘与继承(907－1125)》“Marriage，KinshipandSuccessionundertheCh＇i－tanRulersoftheLiaoDynasty(907－1125)”(T＇oungPao，SecondSeries，Vol．72，Livr．1/3，1986)。该文考察了辽代婚姻系统的起源、在辽代每个王者身上的实施情况以及其与辽代血缘和继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辽代的姻亲系统对其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Franke)《中国非汉族政权的政治组织：魏、辽和元的帝王角色》(“PoliticalOrganiza-tionofNon－HanStatesinChina:TheRoleofImpe-rialPrincesinWei，LiaoandYüan．”JournalofOri-entalStudies，25，1987，pp．1－48)，该文概述了宋元时期与中原王朝相对的政权组织及其中国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非汉政权的更迭与各方军事实力的消长等。琳达•库克•约翰逊(LindaCookeJohnson)《论契丹的文字体系》(美国《蒙古研究》第10卷，1986－1987年)论述了契丹的文字体系。#p#分页标题#e#

赫伯特在《满洲的森林人：契丹与女真》(TheForestPeoplesofManchuria:KitansandJu-rchen．InSinor1990．)中，充分利用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论述了契丹、女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再从契丹、女真史的角度入手，论述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及契丹和女真之间的领土、利益纷争及其承接关系。简奈特•麦克莱肯•诺威(JanetMcCrackenNovey)《余靖：北宋政治家及其关于契丹当局的文章》(YuJing，ANorthernSongStatesmanandhisTreatiseontheCh’i－tan，Bureaucracy)，系其在印地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充分利用大量中方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北宋重臣余靖的遗作《武溪集》，论述了余靖三度出使契丹，直言敢谏，致力于宋辽和平的史事及其意义。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西方关于契丹及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WesternInformationontheKitansandSomeRelatedQues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15，No．2［Apr．－Jun．1995］)论述了契丹名称的起源、契丹历史的演变及其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