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条例(5篇)

问责条例（精选5篇）

问责条例 篇1

问题导向重点突出注重实效的制度安排

条例注重简明实用，共13条，包括目的和依据，指导思想，问责原则，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执行等。

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条例明确了问责内容和情形。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

条例明确了问责方式方法。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

条例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委及党的工作部门。条例对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及党的工作部门在问责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使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

条例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突出党规特色，概括提炼，明确责任;采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事项不作规定，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不套用问责启动、问责调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义明确、便于执行。

条例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将制定条例与正在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已经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统筹考虑，与现行党内法规中有关问责规定相互衔接。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不再重复。

问责条例 篇2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基础上的实践成果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和重要指示，中央纪委从20xx年下半年着手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数个月的起草过程中，中央纪委充分调研、反复论证。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13次主持中央纪委会议、办公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条例起草工作，明确制定思路和主要内容;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到辽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省委、省纪委和省人大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负责同志的意见。中央纪委还安排各位副书记，分别召开所联系地区和单位纪检机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20xx年5月18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共180余家单位对条例的意见建议。各单位对条例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稿充分体现了党的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目标明确、简洁凝练、务实管用，是一个成熟的稿子。同时，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中央纪委对意见逐条梳理，进行认真修改，形成条例送审稿。

条例的制定严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和xx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层层传导压力，释放从严管党治党强烈政治信号;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有限目标，不贪大求全，突出重点作出规定，增强条例针对性和实效性。

20xx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条例送审稿。20xx年7月8日起条例正式施行。

问责条例 篇3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之后的又一次党内制度创新，是深入推进从严管党治党的有力举措，是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障。可以说，《问责条例》是对党内法规制度的补充和完善，是一次较真碰硬的制度探索，让管党治党的责任更严更实。

突出主体责任。《纪律处分条例》所适用的对象是全体党员，而《问责条例》条例则侧重于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处罚，“落实责任”是《问责条例》的关键。各级党组织肩负着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而党员领导干部则是推进管党治党的“关键少数”，抓严抓实主体责任和“关键少数”，等于就切中了管党治党责任的“大动脉”，唯有二者相配合、齐使劲，才能真正管好党治好党。《问责条例》无疑是把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纪律规矩挺在了前面，勾勒出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底线”。同时，把责任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zd等党的工作部门，一举打破“单兵作战”的陈旧思维，有利于形成管党治党的强大合力。

突出担当精神。“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把管党治党责任担当起来”，是《问责条例》的核心。构建权力与责任相适应的问责机制，是制度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要唤醒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就必找准责任边界，形成管党治党的“负面清单”，让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清楚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最终形成责任倒逼机制。

突出问题导向。“严肃问责”是《问责条例》的重要内容。《问责条例》对于问责的范围作出了明确划定，主要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方面开展问责，对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和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既要追求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首次从党的制度层面规定，严肃追究三方责任。对于强化“两个责任”机制来说，无疑是一次制度上的巩固和完善，对于领导而言，更是责任的倒逼和担当精神的落实。

突出凝心聚力。“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问责条例》的导向。只要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使命、忠诚担当，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强化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必须较真碰硬、传导压力。领导干部要履职尽责，党员要身体力行，只有心往一处想，才能劲往一处使，只有“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

问责条例 篇4

多次指出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和“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党员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

《问责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了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把对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成绩单”同日常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常态化的制度约束机制，对阳奉阴违、弄虚作假、饱食终日、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党员干部，戴上“问责紧箍咒”。

心中明责，才能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不论是党员干部身处何种要职、地位，都必须清楚肩负的责任。履职尽责、一言一行都饱含着党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只有明确职责，才能满腔热忱地去创事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共产党人的风采。像“太行新愚公”李保国同志那样心系使命，自觉把“责任”扛在肩上。他扎根太行深山30多年来，踏遍了太行山区的每一道沟沟坎坎，始终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保持纯正质朴的百姓情怀，自觉把百姓当亲人，与百姓心心相印，心里装着百姓，凡事想着百姓，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担当精神，造福一方百姓。

心中有责，《问责条例》就是从严治党的利器。党员干部失责渎职就必须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时刻牢记使命，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对“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准则》、《条例》等党纪条规，时刻保持敬畏之心。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及“两学一做”教育中，认真查摆自己的思想、行为，带着问题学，真正把自己摆进去，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身体力行去践行。

但是长期以来，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成绩单”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致使“四风”问题、消极腐败现象等顽疾，依然是“我行我素”。曾经说过：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党中央对大案要案等腐败分子的查处和严惩，更加表明了从严治党的决心，惩前毖后，刮骨疗毒，进一步使党风、政风好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多一点担当少一点推诿、多一点责任少一点扯皮，率先垂范，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再一次明确告诉党员干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剑指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党员干部，把对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成绩单”同日常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同时也纠正了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多干多错，不干没错”的错误思想认识，以及无利不起早的功利思想，同时还告诫一些“太平官”既要“权、利”，又不愿担责的熬混思想，让“问责”制度越来越规范化、常态化、法制化，“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

治“顽疾”必需“问责”。为此，对《问责条例》的学习要同当前“两学一做”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牢记誓言，初心不改，理清摆正权力与责任的关系，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与使命，自觉将权力置于制度的笼子里。清白做人，干净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

问责条例 篇5

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顶层设计

“要强化和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制定明细的责任清单和问责规定。”

“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

“要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

党的以来，多次就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作出重要论述。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不断加大，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要求也越发迫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正是立足党的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又一次顶层设计。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长期执政、领导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督促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通过制定条例，实施强有力的问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责任，把党的战斗力焕发出来，确保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

党的以来，党中央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将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制度，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在现有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

在党建专家学者们看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谓应运而生，它的出台无疑对保障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进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发挥重要的规范、引领、督导作用。